2016年明史研究的特点与趋势,孙中山思想在21世纪的地位与作用

2016年明史研究的特点与趋势,孙中山思想在21世纪的地位与作用

内容摘要:边疆史研究正从治理史转向边疆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史和社会史,彭勇《卫所制度与边疆社会:明代四川行都司的官员群体及其社会生活》(《文史哲》第6期)研究了今大凉山地区的四川行都司的制度设计、军事活动、民族关系、家庭生活、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等。政治史和制度史是历年明史研究的重点,研究不再局限于事件、人物或时局的孤立分析,而是立足制度属性,考察运行机制,分析制度之下的社会、经济和精神生活。李新峰《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研究明代的卫所“政区”,认为都司卫所是政区的辅助系统,把前人依据《明史·地理志》对实土和准实土等卫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虽然他利用地理政区来研究卫所辖区。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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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学报;史学;彭勇;中国;制度;分析;认为;生活;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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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外部环境的因素十分重要。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时代所带来的变化,是根本性的、世界性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虽然尚不能影响大清帝国的建立,不能阻止康雍乾盛世的到来,但已从外部大势上决定了帝国历史的此后性质。这一强大的外势终于决定了帝国的衰亡。大清帝国的命运也从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同轨走向分途。大清帝国灭亡了,中华民族却仍生机无限。

  (一)

  明代的中国已处于传统社会的后期,新旧杂陈,同期的欧洲正快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明代史的研究,涉及这一时期的各个领域,又直接受不同研究者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影响。粗略统计,本年度明史研究的专著约50余种,论文超过500篇。总体而论,明史研究者能立足各自的研究领域,求创新寻融通,既关注社会热点又有所坚守,成果丰硕。为评述的方便,笔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和关注点,对论著略加分类。限于学识和篇幅,难免遗珠弃璧,请同仁批评。

  关 键 词:大清帝国 康雍乾盛世 “华夷秩序” 产业革命

  在三分之二个世纪前,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在进步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然而,无论是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还是曲折顿挫的历史行程,都未能使孙中山的形象和业绩有所淡化。恰恰相反,他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理解和赞颂。这种广泛的认同,覆盖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他依然生活于现实的舞台。他的精神遗产仍在闪烁着光芒。

  一、热点:“一带一路”与中外关系史。

  作者简介:何芳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人物在时空两个方面具有如此的持久、普遍意义,无疑是颇为罕见和难能可贵的。这种现象既非偶合,也非后来人们单纯的功利主义使然。其主要原因在于:孙中山毕生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独立、民主、富强的课题,对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而即使在发达的国家内,也应是继续实现和被崇奉的准则。他从来都是把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置于世界的范围,并从宏观视野去考察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的联系,洞察“世界潮流”的大趋势,摒弃“荒岛孤人”式的封闭;但又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他从不把自己的活动局囿于国内,而是融汇于亚洲和一切被压迫民族以及进步人类的斗争之中,其足迹遍及世界的主要国家,与国际友人保持着密切的、相辅相成的双向关系。

1.“一带一路”成为研究新热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不过三年时间,研究热潮已席卷全国,各类研讨会密集举办,一些期刊还开设了相应的专栏。《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设有“丝绸学研究·丝路文化”专题,其中万明《明代中国国际秩序的演绎》(第5期)认为,明初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走势和郑和七下西洋形成的国际秩序,全面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暨南学报》第4期设“国际政治与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专题,其中万明《乡国之间:明代海外政策与海外移民的类型》认为,洪武朝开启了国家主导的国际移民类型。刘迎胜《丝绸之路的缘起与中国视角》(《江海学刊》第2期)分析了15世纪欧洲崛起时内含的中国因素和明清中国在应对世界大变局中的教训。晁中辰《明永乐帝为柯枝封山考——以〈明史·柯枝传〉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明朝永乐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新阶段。

  大清帝国的龙旗落地,距今已近百年。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辉煌壮丽,它的黑暗腐朽,都已化作历史的云烟。按照我国的传统,早该给它修一部正史,以盖棺论定。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一修史的条件,是否各方面均告成熟,至今仍难定音。好在条件也是人创造的,许多条件的成熟也正是一个人的主观努力的过程。

  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又是世界性的巨人。

金沙澳门官网网址,  狭义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商品互通。陈支平《福建客家的从商性格与连城海丝之路》(《历史教学》第2期下半月刊)从闽西客家人的基本生态入手,认为从商习俗扩大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视野。涂丹与刁培俊《东南亚香药与明代饮食风尚》(《古代文明》第4期)、汤开建《明清时期外来植物引入澳门考》(《中国农史》第5期)、陈春晓《宋元明时期波斯绿松石入华考》(《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等研究了丝路经济带上的香药、茶叶、植物、绿松石等物资往来。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东江贸易实际是16—17世纪东亚贸易,乃至全球贸易史的重要组成。张海英《14—18世纪中朝民间贸易与商人》(《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民间商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中朝两国的政策许可,往来开展商贸活动。

  清史的编纂,是一个盛举。共襄盛举的,清史学界自然责无旁贷,此外,还应有包括世界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史学界。不仅如此,作为21世纪的宏伟学术成果,它还应该是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晶,体现新世纪对学术研究的时代要求。为此,本文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些浅见,将大清帝国放进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

  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他的思想仍然具有生命力和魅力。

  2.“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外关系史。广义的丝绸之路是“以中国为根本的古代东西交通的各条通道”(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近年,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南海争端,明史研究中的郑和下西洋、东亚局势、西学东渐、西方殖民者东来等成为热点。

  一

  (二)

  刘晓东、年旭《禁倭与申交:明太祖对日交涉目的探析——以洪武初年的对外诏书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第1期)认为,明初对日交涉围绕“禁倭”与“申交”,是洪武君臣践行以“王道政治”为基础的新型东亚区域秩序的一个侧面。孙卫国《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史学月刊》第2期)、张金奎《万历援朝战争初期的内部纷争——以赞画袁黄为中心的考察》(《求是学刊》第5期)和郑洁西《万历朝鲜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陈璘》(《暨南史学》第12辑)都对援朝战争前期的具体影响因素予以分析。吴宏岐与崔文超《明代广东倭患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暨南史学》第12辑)、陈贤波《明代中后期广东海防体制运作中的政治较量——以曾一本之变为例》(《学术研究》第2期)从历史地理、政治史角度关注广东的防海防倭背景下的社会秩序。牛传彪《明初起遣岛民与海上备御实态考察》(《社会科学》第9期)考察了明初海防备倭措施及巡洋会哨之制的变化和影响。关于琉球问题,万明《明代历史叙事中的中琉关系与钓鱼岛》(《历史研究》第3期)认为现存官私文书记录钓鱼岛,最早始自明代,从明朝海洋政策的视角出发,构成了完整的钓鱼岛归属中国的证据链。

  当人们谈论一部中华帝国史,总不忘汉唐明清。这当然有欠准确。因为秦,毕竟是中华帝国之肇始;而元,也是一个曾经拓疆万里、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庞然大物。让我们姑且从俗,就谈汉、唐、明、清吧。大清帝国,就与前面三大帝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发生了质的巨变。

  孙中山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具有持久、普遍意义,首要的原因在于他的事业——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乃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进步发达的必由而又漫长之路。尽管由于社会制度的岐别和发展层次的差异,定会赋予这些基本课题以不尽相同的内涵和形式,但却概莫能外。从19世纪以迄今日乃至21世纪,孙中山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必然依旧具有现实意义。

  许苏民《明清之际关于“科学技术是否有益于身心”的争论》(《学术研究》第9期)认为西方科技在中国传播时遇到正统儒家的强烈拒斥,并非一帆风顺。庞乃明《船坚炮利:一个明代已有的欧洲印象》(《史学月刊》第2期)认为明末中国人对欧洲的舰船规模、炮火威力的军事印象已经形成,这一印象并非始自清代;他的《因袭与重塑:明清之际黑人形象的历史建构》(《河北学刊》第6期)揭示了中西关系史中重塑黑人形象的社会文化观念。肖清和《辩护与诠释:明末清初天主教护教思想研究》(《暨南学报》第5期)关注了来华传教士对中西文化和知识差异的应对问题。以目前的国际形势看,上述热点研究仍将持续。

  汉唐明清四大帝国,都有一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都有一个与外部环境、外部世界沟通交流、相互影响的问题。但前三大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中,始终居于一种中心的、主角的地位,一种积极、主动影响甚至制约外部世界的核心地位。而大清帝国,从它立国伊始,就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处于被外部世界从宏观上影响与制约的态势中。在这种被动的宏观态势下,大清帝国虽然依历史的惯性,仍然力图发挥昔日的主角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种积极、主动的作用,但在宏观的视角下看来,那也只不过是全面被动形势下的局部主动罢了。而且,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局部主动也在内外条件的动态发展中逐渐丧失,直至鸦片战争后迅速走向完全的受制状态。

  当孙中山踏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时,古老的帝国正在处于从封建“末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崩解过程。近代中国的发端颇为意味深长,新的历史阶段的帷幕开启既非生产力的突变所导致,亦非以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为契机,而是由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所拉动。强大的外铄作用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使之循着独特的轨道形成畸形的、过渡的社会形态。虽然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社会经济的瓦解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萌发,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以“残酷的统治”截断了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途径。外国侵略者同本国统治者逐步结成同盟,阻抑着任何真正的变革,维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使得中国缺乏完整的独立和起码的民主,并陷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严峻的现实是:只有砸碎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彻底改变现存社会秩序,中国才能踏上近代化的路程,得到拯救和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印度的命运时指出的,中国人民也未能在失掉“旧世界”的同时轻易“获得一个新世界”,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收取“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①]。

  大清帝国的这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特点,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这就是说,作为比较完整和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人类历史漫长发展的结果。在古代,特别是上古时期,在我们这座星球的各个地区生息、繁衍的人类社会创立了国家和文明。然而,从今天的世界地图上看,古代人类所创建的国家与文明,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下,最初都是规模很小、彼此分散,甚至显得支离破碎。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去追溯历史,探讨乃至努力勾勒一个世界的古代,但那追溯、探讨、勾勒的结果,只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世界的古代,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古代世界,那个被我们勾勒而成的“世界”,是分散的、零星的,甚至是支离的。这种状况甚至影响了人们的主观认识,以至当时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仅不过是他们赖以生产、生活的局部地区,至多不过是他们与之进行交换、贸易的边远地区而已。直到国家规模庞大,出现了疆土辽阔的帝国,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仍然是有限的。在古希腊、罗马人头脑里,世界指的就是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亦即我们今天常说的“地中海世界”。在“地中海世界”人们看来,当时这个世界之外,特别是埃及、红海以东以南地区,都被笼统地称之为“埃塞俄比亚”。这个“埃塞俄比亚”,并非指今日东非的那个著名的文明古国,其意为“晒黑的面庞”,指的是此外一切未知地带。同样地,在古代中国人头脑中,世界也是局限着的。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再加上对中亚、西亚和南亚比较模糊的认知,大致就是当时中国人的“天下”了。由于古代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特别是精神文明层面的极度丰富,中国人对世界的探求是无与伦比的。太史公司马迁记载了春秋时期邹衍的世界观:“中国外如赤悬神洲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通焉。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也。”(注:《史记》传七十四。)但这个头脑中的世界,带有很大的模糊性与猜测性,虽有智慧的闪光,却距现实遥远。

  在19、20两个世纪交接时刻,孙中山和一切先进的中国人士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比较完全意义的理论和实践,超越了旧式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同时,又为后来的民主革命新阶段开拓了道路。他所倡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贯串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两个时期,成为中国走出中世纪、挣脱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桎梏,开始踏上近代化的重要阶梯。他的炽烈的爱国主义、高昂的民主精神和臻于富强的热望,显然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因此,在古代,直到中世纪时期,一部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还在准备与雏形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哪一个国家、民族创建了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社会经济繁荣,总体文明程度领先的王国或帝国,在与当时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会占据主动的地位。我国古代的汉、唐、明等几个大帝国,在对外交往与文明交汇中基本上都是居于一种高屋建瓴的态势。当时的外部世界还没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和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以及建立在这种更高文明、更高社会形态上的强大国家或国家群,能够对中华帝国的兴衰与社会发展作出质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如果我们修撰汉、唐、明等王朝的历史,它们的外部环境或对外关系固然也不应忽视,但比起修撰清史来,其重要性就相差不知几许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部二十四史,所有王朝的外部环境加起来,也没有大清帝国的外部环境来得重要。

  民族独立和解放,无可置辩地构成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课题。民族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居于突出地位,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多种社会矛盾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时,多民族的清帝国内部还存在着满洲贵族同汉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矛盾。两种矛盾越来越纠结在一起,彼此依存,相互利用——外国侵略者把国内统治者作为殖民主义的社会支柱;国内统治者则把侵略者引为主要靠山。近代中国社会不仅在对外意义上是备受侵凌的半殖民地,又在对内意义上是满洲贵族“宰制于上”的民族牢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首先揭橥了“民族革命”的旗帜。他和他的战友们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既承袭了广泛流传于农民和社会下层分子中间的“民族思想”,又淘汰了“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宗法”色彩;既接受了维新派把民族独立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起来的观念,但摒弃了政治上君主立宪的妥协倾向;当然,其中更多的是“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在清朝末期,“反满”曾是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不仅由于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还因为这个政权以朽败透顶的“治绩”为侵略者的强盗行径提供了可行性,逐步成为殖民主义者的“鹰犬”,堪称“洋人的朝廷”。“反满”涵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广泛的动员作用。挣脱殖民主义枷锁,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则是民族主义的又一主要内容。尽管这个课题在当时尚未被置于应有的首位,但它无疑是民族主义的主旨。从兴中会宣言到同盟会政纲,救亡图存的主线一以贯之。事实上,“外邦逼之”与“异种残之”始终是“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两个主因。他的民族主义虽然还带有局限性,主要是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并将首要任务归结为“先倒满洲政府”,从而不能体现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此外,这种民族主义也揉杂了某些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因素。但是,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仍无愧为一面战斗的旗帜: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集中了群众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摆脱民族压迫的意愿,概括了“民族革命”的任务,把民族解放运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清王朝(1644—1911年)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这个历史时代。正是从16世纪开始,世界走向一个巨大的质变,近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占据了文明的制高点。资产阶级在组织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将这个世界编织到一体,从而创造并书写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而这个崭新的历史进程,逐渐地并不可逆转地将大清帝国纳入了它的框架之中,从外部影响、制约直至通过其内部变化,规定了帝国的衰亡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在修撰清史时,就不能不时时刻刻、方方面面考量着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以何种方式、怎样的力度日渐深入地介入了帝国的发展,在帝国内部运动中起了何种催化、腐蚀、破坏与革新准备的作用。

  反对“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制度,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迫待解决的另一主要课题,具有特别尖锐和重大意义。封建专制制度不仅剥夺了人民的起码的权利,而且阻碍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现实需要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它成为当时进步社会思潮和运动的主流是合乎逻辑的:只有在封建帝制的废墟上缔造的共和制度,才能成为强有力地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杠杆。为此,孙中山必须进行艰苦的探索,跨越皇权主义和君主立宪的藩篱,以共和主义取代君主专制主义。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举起了“政治革命”的旗帜,而民权主义实际上成为三民主义的核心。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理论的和武器的批判。孙中山历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揭露了清王朝的专制“剥夺”了人民的“各种权利”;妨碍了社会的发展。他和他的战友们认为:“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②]的政治决非“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必须彻底变革。因之,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便成了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孙中山从切身的实际中认识到:必须采取“强迫”的手段去推翻封建暴政,而不要为清廷的“改革诏旨所迷诱”和被保皇派的谰言所欺骗。至于“政治革命”的建设目标,就是创立一个“平等”的、“民治”的、“国民”的共和国。他不只一次重申“国体”必须变革,并对政体作了相应的构思。这种民权主义在当时虽然还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主要的局限是缺乏深刻的、彻底的反封建内涵。孙中山虽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封建帝制”——“恶劣政府”,却未能充分理解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而“主权在民”的原则,也难以在西方式的共和制度中体现。但是,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政纲的提出,无疑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划时代的飞跃,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在此以前,人们或者以为推翻清廷的目的在于复兴汉族帝国,或者确信君主立宪可使中国复苏,而无须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在此以后,民主主义的启蒙使得带有盲目性、局限性的自发抗争“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辛亥革命之所以导致封建帝制的终结,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积极发展社会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臻于富强,显然是中国社会的又一重大课题,吸引了一切先进人士的目光。归根结蒂,中国的贫弱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榨。帝国主义反对中国资本主义化,只允许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封建主义——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则是妨碍中国近代化的内在桎梏,严重束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民生主义摈弃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和维新派的保守倾向,吸收了约翰?穆勒和亨利?乔治的部分学理,以“土地与资本问题”为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土地方案的内容大体为“核定天下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着眼点在于把因“社会进步发达”而形成的地价增殖收归国有,以免为土地所有者攫取,致成垄断。同时,使“公家愈富”、“农民大苏”和“社会发达”。资本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发展社会经济,振兴实业。采取双管齐下方针——“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并存,凡“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的产业皆归“国有”,以预防资本的垄断,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工人免“受资本家残害”。民生主义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土地纲领缺乏促使农民彻底摆脱封建压榨、获取土地的内容,它对“宅地”的重视超过了耕地。主观社会主义则带有空想的因素,并且混淆了革命的层次和步骤。但是,民生主义在当时显然是较为自觉和完整的近代化纲领。其土地方案将消除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及由之产生的绝对地租,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资本方案大有裨益于“实业化”,“企业国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孙中山不同于俄国的民粹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抱留恋与伤感的情绪。事实证明,民生主义赋予辛亥革命以社会经济的丰富内涵。

  大清帝国的历史,是有阶段性可寻的。大体而言,似乎可以划分为早期,即初创期,大约从1644年到平定三藩之乱;全盛期,即康雍乾盛世;中后期,即问题期,大致在嘉道年间;晚期,即中国近代史前期,1840—1911年。从更宽泛意义上,我们也不妨注意一下世界近代史的阶段性。一般而论,世界近代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早期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然后是产业革命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再就是帝国主义时期,从19世纪下半叶到1945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现当代时期,另当别论。这样,我们看到:大清帝国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阶段晚期到第三阶段前期。这一对照的意义在于,它向我们清晰地指出:大清帝国的初创期和全盛期,大致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阶段,即原始积累时期,而大清帝国的问题期与晚期,则正好处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二、三阶段,即产业革命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与早期帝国主义时期。由此,大清帝国在与其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其兴衰轨迹不是更加生动,更加鲜明了么?!

  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中,因之,反映生活实际的思想、纲领和方案就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保持科学性和生命力。孙中山的后期活动面临着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变化。三民主义的内涵亦有相应的发展,方能反映时代的特点。孙中山积极地迎接了新时代的到来,“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使自己的思想获致深刻的变化:三民主义纲领中的反帝反封建观念强化和明确起来:“民族解放之斗争,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政客的反动面目,并指出他们“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是不可须臾分离的,前者是原则和纲领,后者主要是战略和策略,即途径、方法和手段问题。严峻的现实是:中国革命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为了克敌制胜,一定要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三大政策正确地解决了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力量组合问题,使得新三民主义成为完整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纲领。正是这样,才能使北伐战争的风暴迅猛席卷中国,而他所倡导的国民革命,则成为辛亥革命“未竟之业”的继承和发展。

  二

  (三)

  1644年,当八旗入关,小皇帝福临在北京金銮殿上彷徨的时候,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在这一百多年间,葡萄牙人经好望角,占据了印度的果阿、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我国的澳门等地,建立了它线型的东方海上帝国。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依托其拉丁美洲殖民地,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几乎将太平洋变成了西班牙内湖。

  孙中山理论与实践的持久、普遍意义,还在于他把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吸取外来的先进事物,但却“走自己的路”。在共性中保持个性,又使个性丰富共性。

  以西班牙、葡萄牙为代表的早期殖民主义,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社会需求,因此也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当时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在《马可波罗游记》的鼓舞下,到东方图谋香料、金银以及一切精美的产品和工艺品,同时,他们高举传布福音的旗帜,给自己充满功利主义的野心,蒙上一层正义和美好的包装。可惜,基督的福音换不来任何物质的果实,而殖民者又拿不出什么高档的产品或硬通货与东方进行交换。于是,出路只有一条:赤裸裸的暴力劫掠。从西方殖民者一踏上东方国家的海岸开始,赤裸裸的暴力劫掠就如影随形地陪伴着他们。他们带着火和剑来到东方,留下的是用火和血的文字写下的记录。在东非,瓦斯科?达?伽马首航印度返程中,炮轰了摩加迪沙城邦,达?伽马的后继者阿尔美达,于1505年血洗了曼巴萨城邦:“无论男女老少以至无辜幼儿,全都不免一死。……不仅是人遭殃,甚至天上的飞鸟也被射杀殆尽。”(注:J.S.Kirkman
ed., The Portuguese Period in East Africa,
Nairobi,1968,p.73.)在东北非,葡萄牙殖民者在埃塞俄比亚制造了长期的社会冲突与动乱,造成了8,000人丧生。在他们被年轻的“万王之王”法西利达斯驱逐之后,人民欢呼:“西方的豺狼再也不能奴役我们的埃塞俄比亚!”(注:R.Greenfield,
Ethiopia, A New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p.61.)在东南亚,1511年当攻占马六甲时,葡驻印总督阿布尔柯克竟下令对城中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并纵容部下在城内大肆劫掠。(注:梁英明等:《近现代东南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葡萄牙殖民者还是罪恶滔天的非洲黑人奴隶贩卖的始作俑者。(注:参见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57页。)至于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掠夺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当孙中山踏上社会政治舞台时,就已从宏观的视野去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密切联系,在对“世界潮流”大趋势理解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他之所以能够具有世界性眼光并非偶然,而是与他受的“欧洲式教育”分不开的。他的故乡毗邻澳门——当时中国的主要对外门户,外部世界的讯息,不断经由各种渠道传来,致使少年孙中山就曾强烈渴望一睹镇上牧师收藏的世界地图。12岁时,他经澳门乘船前往檀香山。这次行程开拓了他的胸怀和眼界:“始见轮舟之奇,沦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③]他先后在檀岛和香港学习十余年,较为广泛地接触和了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门户刚刚被强行打开的中国社会中,孙中山的这种境遇是罕见的。对世界的了解,使他不再局囿于长期闭关锁国所造成的偏狭观念。“迎合世界的潮流去作”——这就是孙中山早已确立的抱负。

  早期殖民主义在东方的暴力劫掠,造成了亚非与拉丁美洲许多处在文明发展较低梯次的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破坏,甚至中断了这些国家、民族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他们的命运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扭曲与摧残。殖民主义的负面历史作用,是巨大的,甚至毁灭性的。

  十分明显,孙中山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分不开的。传统的封建社会——由于缺乏新的社会经济成分和阶级基础——不可能产生近代民主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难以及时地、完整地形成这种先进思潮。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阶级基础,外烁在思想领域中的作用就成为必需的。孙中山为了熔铸民主革命的政纲,既要立足于祖国的大地,对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更要充分向西文学习。他的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无疑是“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的结果。他称誉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将它的涵义加以摄取。他倾心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并将它同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等同起来。在他看来,“三民主义的口号和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可谓一样;而“林肯所主张之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至于三民主义的理论——哲学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学”(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吸取。孙中山的自然科学素养超越了许多同代的先进人士,堪称对“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所以,达尔文主义、拉马克学说、原子论和星云形成说,都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的论据和素材。从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出发,孙中山也非常重视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步泰西之法”。他曾以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作为仿效的范本,甚至认为在开放问题上可向暹罗学习。而在他的后期活动中,孙中山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的“弊端”,发现帝国主义并未真正援助仿效者,却经常支持敌对势力“以扑灭吾党”。于是他把目光转向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赞扬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强调“以俄为师”去推动国民革命,使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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