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澳门官网网址:张君劢的夫人子女,庆复夫人

金沙澳门官网网址 6

金沙澳门官网网址:张君劢的夫人子女,庆复夫人

佟佳·庆复出身满洲镶黄旗,是康熙的舅舅佟国维之子、隆科多的弟弟,清朝著名将领、外戚。庆复早年袭爵一等公,担任过銮仪使、议政大臣、定边大将军、吏部尚书、两江总督、文华殿大学士、川陕总督等职;曾征讨上下瞻对,进击准噶尔,治理贪鄙营私等,为清朝立下汗马功劳。公元1749年,庆复因贻误军机治罪被乾隆赐死。人物生平
早年升迁金沙澳门官网网址 1庆复
雍正五年,庆复承袭其父佟国维一等公的爵位,并且被授为散秩大臣。不久就被迁移为銮仪使,并兼领武备院的大小事务。雍正七年,又被授为正白旗汉军副都统。雍正八年,庆复被迁移为正蓝旗汉军都统。
雍正九年,庆复位居议政大臣之列。雍正十一年,庆复官任工部尚书,还署理刑部的事务,后被调到户部。雍正十二年,庆复又被任命为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帝即位,命庆复代替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出北路攻击准噶尔部的叛军。
乾隆元年,准噶尔部向清廷乞和,准噶尔的战事稍稍平息。在此局势下,庆复上书乾隆帝请求在沿边地区设置卡伦,任命侍卫或者护军来专门统一管理各卡伦,并且设置喀尔喀台吉一人来协理此事;他还征集了蒙古土谢图、赛因诺颜、扎萨克图、车臣四部的兵马一共三千人,同年六月集中在鄂尔坤出巡西北,以保证西北边境的安稳。九月,乾隆帝召庆复还京,署理吏部尚书之职,并且兼管户部,很快又兼管刑部事务。
乾隆二年,庆复开始去地方充任封疆大吏。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上任不久就上书弹劾江西巡抚俞兆岳贪赃营私,朝廷将其罢官,按律进行处理。然后,庆复又上书乾隆帝说江南地区的苏州、常州、扬州、镇江、通州、泰州等地都是征麦二万余石,因当地盛产稻米,请求改征稻米。乾隆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总督云贵
庆复很快就由两江总督移督云贵。乾隆四年,庆复加太子少保衔。乾隆五年,又上书朝廷说:“云南地区所属的南汁等六河用来灌溉农田,但是山中河流的水不能经常流出,加上河流沙石拥塞,河堤也很容易决口。请求对此地河流进行治理。”乾隆帝看到之后嘉奖了他。
庆复又说:“云南、贵州、广东、四川四省接壤,其中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杂居,他们之间往往因为争夺地界而发生案件,堆积的案子难以完结。比如广西镇安管辖的小镇安土州与云南广南管辖的土司首领争夺剥头、者赖二村,臣令人详细地调查了当地的情况,以为应该合理划分云南和广西应该管辖的地区,以昭阳关为两地分界。云南、四川于金沙江分界,现在也起了纷争,也应尽快解决。”清廷下令军机大臣尽快商议,然后施行。庆复又上书说省城应该增加十座铸钱的火炉,临安地区也增加五炉,下发饷银七钱三。清廷对此也进行商议。而且他还请开发姚州的盐井,南安州所属的很多地方要招揽农民进行开垦,并且要疏浚治理金沙江。
移督别地
庆复在云贵总督任上不久就又被调任为两广总督,他上书弹劾广东海关监督郑伍赛敲诈勒索,朝廷进行调查后依律进行治罪。又上书说:“海南岛四面环海,中部有五指山,自古就是黎族人所居住的地方。请朝廷在此地设置义学。让当地的贫寒子弟免费上学,当地的读书人可以进行应试,另外设置黎人的录取名额,在州县之中录取一名。”
乾隆八年,庆复再次上书朝廷说:“广西东兰州自雍正初年就实行了改土为流,清朝任命二百名士兵戍守此地。而当地水土毒恶,山路崎岖,人民都非常害怕运粮到此。请朝廷恩准驻地改在原来路程一半的地方,改驻在三旺。”庆复的建议得到了清廷的全部准许。
之后,庆复又被任命为川陕总督。郭罗克土番地处青海的地界上,当地高寒不能进行放牧,屡次外出“夹坝”,。庆复下令将其首领林噶架捉拿处斩,才使得那里的民众安抚下来。庆复下令教习那里的三百余户贫寒的民户耕作,每年的五六月份可以外出狩猎,每年限一次,每寨限十五人。在西部的重要关隘设置报信的兵,松潘的总兵每年都出巡,驻守在阿坝。当地少数民族民众有官司解决不了,就到总兵处诉讼。上、中、下三部设置了千户一个、百户两个,并解决了当地的秩序问题。
进剿西南
乾隆十年三月,庆复面对驻防台站官兵回营,中途遇到瞻对“夹坝”抢劫,而下瞻对土司班滚也放任部下的行为愈加放肆,庆复奏请出兵攻剿,并令与其邻近土司于各隘口堵御防范。乾隆帝下令进剿,以求一劳永逸之效。乾隆帝心里十分清楚,维护通藏大道的通畅,对清朝控制西藏是至关重要的。
六月,庆复和四川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一起上书请发兵进剿瞻对,乾隆帝让他们商议策略,保证万无一失。庆复发兵进剿,李质粹进驻东俄洛,扼住了上下瞻对总的关隘;夔州副将马良柱率军出里塘作为南路军,松潘总兵宋宗璋率军出甘孜为北路军,建昌总兵袁士弼率军出沙晋隆为中路军,大军一起出发,进剿上下瞻对。班滚向清军请降,被庆复拒绝。庆复向乾隆帝上书,乾隆帝命他不要轻敌。很快就授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仍然留在当地做总督。
乾隆十一年春天,庆复率军进驻东俄洛,上奏乾隆帝弹劾李质粹贻误战机,又弹劾袁士弼力主招降,请求将其夺官,在军中戴罪效力。很快就从东俄洛进驻灵雀,以明正土司汪结和其他归降的骚达邦、俄木丁等为人为向导,在茹色用皮船渡江,攻破了敌军十余个关卡,逼进如郎,攻打泥日寨,围攻了多日,将当地的敌军碉楼都焚毁了。李质粹附和庆复,说班滚已经被烧死了,又说焚毁碉楼的时候,火光中看见番司头目已经自缢而死。庆复向众人征求意见,俄木丁在灰烬中发现了鸟枪和铜捥,说这是班滚的物件,所以庆复立功心切向乾隆帝上书班滚已死。乾隆帝想起庆复的军队逼近如郎时,曾经说过班滚逃到了沙加邦河,当地的土寨头目姜错太将他收留。乾隆帝对庆复说,班滚的余孽不要漏网,不要留下残余,别被他们的诡计蒙蔽。加封庆复为太子太保。
获罪自尽金沙澳门官网网址 2佟国维
乾隆十二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动叛乱,乾隆帝授张广泗为川陕总督,而且还召庆复进入内阁理事,并且命他兼管兵部。不久张广泗就上奏说听土司汪结陈述,班滚尚且没有死,还在继续藏匿在如郞,庆复找到了班滚的儿子沙加七,为他更名为德昌喇嘛,让他仍然居住在班滚的大碉楼,假冒称为经堂。
乾隆帝听说之后大加责备庆复欺君罔上,并将其夺官,然后等待治罪。钦差大臣、尚书班第也上奏说清军攻克了如郎,班滚已经逃走了,得到的仅仅是一座空寨。乾隆帝立即逮捕了李质粹并将其送入了刑部大狱,然后召宋宗璋与李质粹对质。李质粹说:“从前上报班滚被烧死,但是实际上没亲眼看到的;后来听说他藏匿在当地山洞,也没有告知庆复去追捕。”乾隆帝下令将庆复下到刑部的大狱,令军机大臣一起商议,按律对其议罪,将他以贻误军机之罪处死。乾隆十四年九月,乾隆帝赐庆复自尽。庆复夫人子女
历史上没有记载庆复的夫人子女都是谁,所以目前不知道他的妻妾子女情况。庆复与讷亲
庆复是佟国维第六子,隆科多、孝懿仁皇后、悫惠皇贵妃的弟弟,康熙帝的小舅子兼表弟。
讷亲是遏必隆的孙子,康熙孝昭仁皇后、温僖贵妃的侄儿。
“朕登极之初。讷亲以孝昭仁皇后戚属未封。向该旗呈请。朕因外戚虽同。其中不无差等。所请原非定制。惟是讷亲行走勤慎。实心供职。因晋封为一等公。此朕特恩也。”
“庆复所袭公爵。系伊父缘孝懿仁皇后恩封。身故后。该旗请袭。皇祖留中未发。圣心殆有差等。后皇考追念孝懿仁皇后慈抚旧恩。推荣于隆科多。特令承袭。庆复继之。此皇考特恩也。讷亲之一等公。庆复之公爵。自不得与纳谟图、伯起、公爵比。此等加恩袭爵之人。果能勤慎出力。尚可准其承袭。若缘事革退。即应停止。”
庆复所袭公爵。系伊父缘孝懿仁皇后恩封。身故后。该旗请袭。皇祖留中未发。圣心殆有差等。后皇考追念孝懿仁皇后慈抚旧恩。推荣于隆科多。特令承袭。庆复继之。此皇考特恩也。讷亲之一等公。庆复之公爵。自不得与纳谟图、伯起、公爵比。此等加恩袭爵之人。果能勤慎出力。尚可准其承袭。若缘事革退。即应停止。人物评价金沙澳门官网网址 3乾隆皇帝
乾隆帝:“庆复之欺诳,谴当其罪”。

饶宗颐是我国著名学界泰斗和书画大师,在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与钱钟书并称“北钱南饶”,与季羡林合称“北季南饶”,他在考古、哲学、艺术、书画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饶宗颐曾任教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担任过西泠印社社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获得了香港特区大紫荆勋章、香港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法国汉学儒莲奖等荣誉。饶宗颐代表作有《敦煌书法丛刊》《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词集考》等,于2018年2月6日逝世。人物经历
1917年8月9日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父亲饶锷,为潮州大学者,著作甚富。幼承家学,未冠整理其父遗著“潮州艺文志”,于1937年刊登“岭南学报”,以此知名。
1929年,从金陵杨栻习书画,攻山水及宋人行草,开始抵壁作大幅山水及人物。
1930年,饶宗颐以优异成绩入省立金山中学,总有“吃不饱”的感觉,因不愿浪费时光仅读一年便辍学。期间古文教师王弘愿指导他“学古文要从韩文入手”,对饶先生影响颇深。其时饶家常常高朋满座,如文学青年冯印月、冯瘦菊,诗人柯季鹗、戴贞素,画家王显诏、杨栻,词学大家詹安泰等,都是饶家的常客。
1933年,咏优昙花诗,一时惊诸老宿,竞相唱和。饶锷老先生因编写《潮州艺文志》劳累过度在饶宗颐17岁这年便匆匆离开了人间,年仅42岁。饶宗颐继承父志,一面将父亲诗文遗稿编成《天啸楼集》,另一面旁搜博采,拾佚钩沉,完成《潮州艺文志》,后刊于《岭南学刊》。
1935年,受詹安泰先生委托,代授国文课于韩山师范学校,旋被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同年加入“禹贡学会”。
1935年至1937年,应中山大学之聘任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
1938年至1939年,在詹安泰的举荐下,饶先生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饶先生拟绕道香港入滇。不料路途坎坷,抱病留港。当时香港集中了各界名流,得知饶先生在港,纷纷投以殷勤。著名学者王云五通过友人邀请他参加《中山大辞典》的编辑,书法家叶恭绰也力邀饶先生加盟《全清词钞》的编簒。这两项工作使饶先生有机会阅读到不少一流藏书家的各种珍本。饶先生的学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对国学的研究一发不可收拾,几年间先后撰写《广东易学考》、《尚书地理辨证》、《说文古文考》、《古史新证补》、《西汉节义传》,《金文平议》等,受到顾颉刚的看重并受约为他的《古史辨》撰著第八册《古地辨》和史书《新莽史》。
1940年,饶先生完成成名作《楚辞地名考》,著名学者童书业欣然为之作序云:“考据之学,愈近愈精,读宗颐饶君之书,而益信也。君治史地学,深入堂奥,精思所及,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
1943年,赴广西任无锡国专教授。成《瑶山诗草》。
1947年至1948年,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楚辞地理考》出版。复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系主任,兼《潮州志》总纂,被推选为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
1948年,入台考察高雄县潮州镇。
1949年10月,移居香港。其间出版《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海南岛之石器》。
1952年至1968年,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主讲诗经、楚辞和六朝诗赋、古代文论及老庄哲学。出版《明器图录》等。
1954年,在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讲授甲骨文。在广岛会斯波六郎、小尾郊一教授,与池田末利教授偕游宫岛,有诗纪行。
1955年,再赴日本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甲骨学研究,著《日本所见甲骨录》、《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潮瓷说略》、《〈人间词话〉平议》。
1956年,在日本向神田喜一郎询日本填词史,与吉川幸次郎谈诗,与斯波六郎谈“文选”学,与水原琴窗、水原江渭父子谈词,到京都大原山听梵呗,听多纪颖信演奏日本雅乐。出席巴黎国际汉学会,结识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高足戴密微。戴陪同他游览了各处名胜。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饶宗颐第一次阅读了原版敦煌经卷,想到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出版《楚辞书录》、《巴黎所见甲骨录》、《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
1957年,《战国楚简笺证》出版。
1958年,游意大利,返港经黎巴嫩,在贝鲁特晤高罗佩。临别高赠一本万历本《伯牙心法》,饶赋诗两首回赠。出版《楚辞与词曲音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
1959年,出版《九龙与宋季史料》、《殷代贞卜人物通考》。
1962年——经戴密微推荐,饶宗颐以1959年出版的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得汉学儒莲奖,成为继洪煨莲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主编《文心雕龙研究专号》,首次将敦煌本《文心雕龙》印刊。
1963年,印度驻港领事馆一等秘书白春晖慕名与饶结交。(白春晖在北京大学学习过,尼赫鲁访华时曾任翻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二人交情甚笃,互相切磋学问,饶先生教他《说文解字》,他教饶先生梵文。白春晖是正宗的婆罗门,饶先生跟他学习进步很快,梵学研究日益精进。是年,饶宗颐受聘为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研究员和永久会员并跟随白春晖的父亲学习《梨俱吠陀》。饶先生学习勤奋,游学足迹遍及印度南北。此间,饶先生发现刘熙《释名》源于《婆罗门经》,韩愈《南山诗》深受马鸣《佛所姓赞》的影响,“悉昙”之学对中国音韵学、文学影响深远。期间饶先生还翻译了《梨俱吠陀》经,为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与汪德曼相识。归途游锡兰等国,有《佛国集》记游踪。《词籍考》出版。
1965年至1966年又在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敦煌写卷。
1968年至1973年,应新加坡大学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游历星马的星洲、马六甲槟城等地,搜集华文碑刻,后整理为《星马华文碑刻系年》。1970年至1971年,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
1969年,刊《清词年表》。
1970年至1971年,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出版。与法国戴密微教授合著的《敦煌曲》,法两种文字在巴黎刊行。《晞周集》出版。
1972年,任法国远东学院院士。
1972年至1973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教授。
1973年至1978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于1974年,为法国远东学院院士。1973年至1978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至退休。
1975年,出版《选堂赋语》、《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临本》。
1976年,师从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EPHE
SORBONNE)教授、亚述学泰斗蒲德侯(Jean
Bottero)学习楔形文字及西亚文献,首次译出《西亚开辟史诗》。在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的陪伴下,一同考察闻名世界的法国西南部拉斯科史前洞窟壁画(Lascaux
Caves)。亲自观察后,饶公得出了欧洲古代或已存在蒙古马借助欧亚大草原东西交流的考察结论。
1977年,《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出版。 1978年,退休。
1978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在香港大会堂主办《饶宗颐书画展》;8月,举行个人书画展于曼谷。《选堂诗词集》、《敦煌白画》出版。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应聘为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主讲“中国古代宗教”。
1978年至1979年任法国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
1979年,于法国高等研究院担任客座教授讲学期间,饶宗颐与其学生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初次萌生了用多种西方现代语言重新进行“五经翻译”国际合作学术工程的意愿与共识。(”THE
WUJING PROJECT:The idea of making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five Chinese
Classics into the major languages of the world was first conceived in
1979 by Jao Tsung-I and Kristofer
Schipper”)。同年,应中山大学之邀,首次回内地参加中国古文字学会议,会后赴湖南考察马王堆出土文物。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
是年4月,游瑞士,过阿尔卑斯山入意大利,有《古村词》纪游。
1980年,任日本京都大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于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北海道大学讲学。日本二玄社主办“饶宗颐教授个人书画展”于东京。选为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聘为澳门东亚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10月,在武昌参加全国语言学会后,历时三月,参观国内博物馆33个,足迹遍14省市。
1979年至1986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
1981年,于新加坡举行个人书画展。参加太原古文字学讨论会。出版《远东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
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获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衔。被邀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出版《选堂集林·史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
1983年,日本东京二玄社为其出版《虚白斋书画录》,《敦煌书法丛刊》(共29册,至1986年出齐)。
1981年至1988年,担任澳门大学客座教授。
1984年,为澳门东亚大学研究院创办中国文史学部,并任该学部主任。应聘为敦煌研究院荣誉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咨询委员、浙江温州师范学院名誉教授。于马来西亚举行个人书画展。出版《选堂选集》。
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于香港三联书店、汉城利马美术馆及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个人书画展。《楚帛书》、《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出版。
1986年,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饶宗颐教授从事艺术、学术活动50周年纪念——七十大寿书画展”。任香港艺术馆名誉顾问。经倡议,汕头大学、韩山师专、潮州韩愈研究会联办的“首届国际韩愈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召开。
1987年,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任中国敦煌研究院名誉研究员。
1989年,出版《固庵文录》、《甲骨文通检》。
1990年,任香港博物馆名誉顾问。《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望江南》、《敦煌琵琶谱》出版。
1991年,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主办“饶宗颐书画展”。《近东开辟史诗》、《敦煌琵琶谱论文集》、《〈老子想尔注〉校证》、《文辙——文学史论集》(“中国精神史研究之一”)出版。10月,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之邀,作《广州南越王墓的发现及其重要价值》和《香港与广东大陆的历史关系》演讲。11月,参加温州市举办的“谢灵运与山水文学国际研讨会”。12月,到河内参加远东学院90周年的庆典,介绍牙璋在国内外的分布,引起越南考古界的兴趣。
1992年,任复旦大学顾问教授。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及香港大会堂举行个人书画展。《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编》出版。5月,任复旦大学顾问教授。
1993年,巴黎接受索邦高等研究院(EPHE
SORBONNE)颁予的人文科学博士学衔和法国文化部颁授之文化艺术勋章。广州中山大学聘为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名誉教授,广州美术学院聘为名誉教授,泰国华侨崇圣大学聘为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应邀担任台湾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张大千、溥心畲诗书画国际学术讨论会”主席。出版《梵学集》、《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法藏敦煌书苑精华》、《饶宗颐史学论著选》、《新加坡古事记》、《甲骨文通检》。12月,由其倡议召开之“潮州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
1994年,任北京广播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研究院于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展览馆联合举办“饶宗颐书画展”。获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颁授之“潮学研究奖”。2月,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第二次国际学术会议,作《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扩张问题》专题演讲。1995年——潮州市“饶宗颐学术馆”落成。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泰国潮州会馆联合举办“饶宗颐书画展”。《甲骨文通检》出版。3月,参加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举办的“东南亚考古学术研讨会”。北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全明文》编委会聘为顾问。11月,潮州市“饶宗颐学术馆”落成。
1996年,由广东韩山师范学院主办、潮州市教育局、文化局协办之“饶宗颐学术研讨会”召开。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举办“饶宗颐八十回顾展”。1月,参加由港穗澳三家博物馆联合举办之“南海贸易二千年展览”暨学术研讨会。《澄心论革》、《饶宗颐潮学论文集》、《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由上海再版。8月,由广东韩山师范学院主办、潮州市教育局、文化局协办之“饶宗颐学术研讨会”召开。
1997年,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第一届终身成就奖。创办《华学》大型学术刊物,由广东中山大学出版。
1998年,获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当代国学大师”荣誉。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首位荣誉院务委员。
1999年,先后受聘为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名誉教授。获颁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人文科学博士。于香港艺术馆及澳门教科文中心举行个人书画展。
2000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国家文物局及甘肃人民政府颁发“敦煌文物保证研究特殊贡献奖”。受聘为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顾问及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主办“饶宗颐书画欣赏”展览。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成立,被聘为学术顾问。于上海、中山、深圳、澳门艺术博物馆、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个人书画展,及于潮汕地区举行巡回展。
2002年,被邀往美国哈佛大学作演讲。香港国际创作学会主办“学艺双携”饶宗颐书画展。
2003年,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落成。台湾新文兴出版公司出版《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集共分十四卷,二十册。
2009年,被聘为东北师范大学名誉教授,并为其题词“斯文在兹”。
2010年,在中国首次举办的世博会上,为家乡潮汕地区的唯一展馆“潮府馆”题写馆名
2011年,正式当选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
2012年,收获亚洲首位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荣衔。
2013年,被聘为华侨大学名誉教授。
2013年,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经印社理事会选举,连任社长。
2013年九月十九日——饶宗颐教授入选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外籍院士,香港中文大学举行颁奖仪式(并同时庆祝中大五十年校庆)。顾念到饶公年事已高,不宜远行,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终身院士傅飞岚
Franciscus Verellen 与常任秘书长Michel
Zink教授,特亲自前来香港举行授职仪式,由傅飞岚教授宣读颁奖辞,由Michel
Zink教授授予院士佩剑与文凭证书。这是法兰西学院首次于法国境外举办院士授职仪式。
2018年2月6日凌晨去世,享年101岁。饶宗颐季羡林
饶宗颐在传统经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以及近东文科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他与季羡林并称“北季南饶”。
季羡林赞其:“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师”!饶宗颐怎么评价季羡林
季羡林与任继愈两位学问大家于7月11日同日辞世,与两老素所互重,且与季老并称“北季南饶”的著名汉学家饶宗颐恸痛之极,即日挥书“国丧二宝,哀痛曷极”!饶宗颐15日再写作挽诗一首悼念季老,遥寄哀思。
文如下: 挽季羡林先生,用杜甫长沙送李十一韵 饶宗颐 遥睇燕云十六州,
商量旧学几经秋。 榜加糖法成专史, 弥勒奇书释佉楼。 史诗全译骇鲁迅,
释老渊源正魏收。 南北齐名真忝窃, 乍闻乘化重悲忧。饶宗颐书法作品
主要作品:《加拿大路易士湖雨意》、《蒲甘佛塔》、《桂林漓江春雨》、《仿马麟二老观瀑图》、《新加坡阿答屋》、《庐山含鄱口》、《尼加拉瓜瀑布》、《米南宫笔意溪山雨意图》、《松柏长春》、《仿马麟二老观瀑图》、《不动明王》、《法国中峤春色》、《狮山晨曦》、《日本高野山》、《米南宫笔意溪山雨意图》、《宋元禅僧笔意散发登山》、《荷藕》、《达摩面壁》等。人物评价
前有“南饶北钱”,后有“南饶北季” 钱钟书:旷世奇才
季羡林: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师
许嘉璐:“中华文化什么样子?就饶公这样!饶公是中华传统文化呈现于二十世纪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说:五十年之内,不会再出第二个饶宗颐!”
沈建华:“无法而法”为至法,“三重证据”贵求真 李焯芬:饶公有一个不老的好奇心
张靖依对他的书法评价是:“无所不能”
林伦伦对饶先生的评述:先生“业精六学,才备九能”
香港大学副校长曾引用余秋雨的话说:“香港如果出了一个饶宗颐,就不会是文化沙漠了。

张君劢原名嘉森,生于江苏嘉定,是我国著名政治家、哲学家,被誉为“玄学鬼”、“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他早年留学日本、德国,归国后推崇唯心主义哲学,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组织“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等。他的一生充满矛盾,既当过党魁又做过“战犯”,后来又以“第三势力”自居,不接受国共两党的示好,于1969年病逝旧金山。人物生平金沙澳门官网网址 4张君劢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之一。张君劢学贯中西,一生循着一个传统儒者的德性,主张以传统中华文明为根基,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力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并毕生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但随着国共内战日见分晓,张君劢意识到他无法选择在国共任一方的庇护下生活,只有飘零海外,彻底地转入儒学的探究,因而他迄今在两岸仍是一个陌生的存在。
必为人杰
1887年1月18日,张君劢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一个儒医兼商人的家庭。6岁私塾启蒙,从小读书用功,悟性过人,特用功于朱熹的《近思录》,这滋养了他温和虔敬的性情,也培育了他一生“尊德性”的信念。可能因为家道中落的原因,12岁时,张君劢奉母命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接受教育(当时风气未开,社会还以科举为正途,故一般家庭不会送孩子上这种学校)。
在广方言馆,每周4天上午读英文,张君劢的英文技能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他大量阅读了译书局翻译的书,对西方典籍的接触,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正是在这里,张君劢开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与此同时,广方言馆也极其注重国学教育,每周其余3天上午则诵习国文,国文的主要训练是读“三通”,即研究传统中国制度之学不能绕开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教张君劢国文的袁观澜是一位博洽的学者,在他这里,张君劢对政治制度的终生关注得到启蒙。不仅如此,由于广方言馆还教授策论,也就是政论,张君劢后来擅长写政论文章,最早也是在这里发蒙的。课余时间,张君劢还花了大量精力阅读《资治通鉴》《日知录》和《曾文正公全集》,中国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道德观也浸润到了他的血液里。
在广方言馆,张君劢学业优异,在中西学方面都得到极好的训练。独具慧眼的袁观澜已经看到这个年轻人的广阔前途,他回忆说:“君劢天生奇质,博闻强记,我不病其易于冲动,且喜其必为我邑之人杰。”
留学日德
1902年,张君劢15岁,在宝山县乡试,应试策论,对此驾轻就熟的他轻松地就中了秀才。次年,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当时刚从美国返回日本的梁启超不但将震旦学院的招生启事登在了他主持的《新民丛报》上,还特别在同期撰写《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文中有“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看到这篇文章的张君劢深受刺激,于是不惜重金进入了这个学院,修拉丁文。然而半年以后,因经济困难而辍学。1904年,17岁的张君劢考入南京高等学校,但学习不及一年,由于他在上海参加了当时抗议俄国非法侵占中国东北的义勇队,最终被勒令退学,而不得不由友人介绍赴湖南任教于中学。据说,他在湖南授课时,有次论及国际形势以及列强对华的侵略,语调激昂慷慨,竟使得学生当场号啕痛哭,甚至晕倒在地。可以想见,若不是张君劢爱国情绪的深沉激烈,断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1906年,上海宝山选派8人赴日本留学,张君劢和他的弟弟张公权(嘉璈为近代中国极为著名的金融家)双双入选。同年3月,还在蜜月期的张君劢告别新娘沈氏,启程东渡日本。这年秋天,他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只能资助张君劢学习理化,然而他却选择了他感兴趣的法律和政治学,于是半年以后,资助便终止,随后给他提供撰稿费的《新民丛报》停刊,张君劢被迫在清苦的环境下坚持学习。早稻田当时采用的是英文教材,因此张君劢见识了诸多英文政治和法学典籍。除此以外,张君劢的老师们经常提及在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德国学者及其著作。笔者臆测,德国艰难统一并迅速崛起的历史给德国学者积淀下的深沉情感在他们著作中留下的深刻烙印,一定给他这颗关心深重国难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张君劢从此下定了去德国留学的决心。
在日本,张君劢以立斋的笔名翻译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这是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穆勒的名著《代议制政府》的摘译。张君劢为它专门写了一段“小引”,并不时在文中添加按语,比较了中国的民族关系,反对革命派的“排满”,而主张民族宽容。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张君劢反对革命派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而主张改良立宪。需要指出的是,在穆勒的作品中,本来就强调政体必须和国民的性情相适宜,而这样一个政体最终必须靠它的国民,政府才能运转,而且其国民也愿意。因此,这不仅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这个学说适合为当时中国的改良立宪派张本,而且也应该符合张君劢的一贯坚持。事实上,他以后的政治活动无论是斗争还是妥协,都围绕着相近的思路进行。所以,有学者指出:“就某个意义上来说,《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奠定了张君劢一生政治思想的一个里程碑。”这应是切当之判断。随后,他又撰写了《论今后民党之进行》一文,文中他主张提倡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使国民成为真正的公民;同时,他又强调领导人物的作用。他已经初步形成了精英人物奋斗于上,国民奋斗于下,双方和谐努力的政治理念。
1910年,张君劢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启程回国。不久,他参加了学部考试,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末代翰林。随后,他积极参加了梁启超阵营的政治活动,最终由于激烈攻击袁世凯听任外蒙古分裂的罪行,为暂避袁世凯的迫害,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于1913年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这是张君劢第一次赴德国留学。德国的大学充分尊重学生的自由,但这反而给当时德语还不熟练的张君劢出了一个难题,而且他当时志不在做学问。他自己曾确认过这一点,他说由于受清末民初知识界那种“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的风气影响,因此,他“在德国读书约有两三年,而自己无多大心得。……虽两三年中读书甚勤,但始终站在学问之外,学问与自己尚未打成一片。”
张君劢第一次留学德国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如火如荼地进行。他学问没有做成,但显示了做一个出色的政治观察家的潜质。自战争开始,张君劢一直留意时局,买了不少书籍,并结合报刊,研究战争的进展。他还在房间挂了一张大地图,在地图上标记战线,并预测战局的胜败。他是如此投入,以致他的房东误把他当成是来自日本的间谍。终于有一天他被房东大娘抓了个“现行”,直到到了警察局,误会才解开。张君劢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成是“启发吾人知识之最好教科书”,撰写了一系列时评刊发在国内的报刊上。他的结论是:只有教育、工业和科学技术都发达的国家,才能在近世战争中稳操胜算,打败敌人,否则就会像俄国那样被敌人打败。心系祖国的他,得悉国内袁世凯称帝的闹剧正在上演,他决然地放弃了学业,回国参加反袁斗争。在袁世凯死后,他和梁启超主导的“研究系”,积极鼓动北洋政府参加对德宣战,但最终沦为军阀斗争的牺牲品。在政治上失意的梁启超和张君劢以个人身份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这促成了张君劢二度留学德国。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惨重失败,极大地打击了张君劢,他认识到国际上只有强权,而没有公理,国家若本身软弱,所谓外交只是一句空话。这种打击坚定了他早已形成的要培养强健国民以壮大国力的认识。带着失望的情绪,他们一行继续欧洲的游历。对倭铿的拜访,改变了张君劢的人生轨迹,他最终决定留在德国拜倭铿为师。倭铿是现代德国著名的生命哲学家,他主张人的精神意志的重要意义,张君劢发现了他的学说中蕴藏着和孔子相合之处:“孔子之所谓诚,即奥氏所谓精神生活也;孔子之所谓以诚尽人性物性者,即奥氏所谓以精神生活贯彻心物二者也。奥氏之所谓克制奋斗,则又孔子克己复礼之说也。”两者之不同则是,孔子为“抽象之论”,奥氏“则有科学根据”。张君劢的这段比较极其重要,它应该最能反映他一生的思想坚持和政治追求:一方面,他相信科学的力量,希望自己的祖国能依靠科技强国;另一方面,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使得他又质疑科学支配人的后果。他想要的是既要让科学造福于落后的祖国,中国又能坚守重视人际和谐的优良传统。这就是张君劢毕生奉行不懈的“德、智”并重的道路。
源于资本主义之贪婪而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社会主义思潮展示魅力提供了最现实的政治舞台。推崇魏玛宪法、一直试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把中国建成宪政国家的张君劢恰在此时与它相遇,因此,他试图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拯救中国的思路就很自然地成型了,并从此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坚定支持者。
张君劢第二次留学德国,由于心系国家的政治命运,再次放弃了博士学位回到中国。这一次他无意间竟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文化争论。
玄学鬼
张君劢深刻地研究了《魏玛宪法》,对德国人民的服从和奋斗精神印象深刻,他把这归为德国能从一盘散沙很快完成统一,并实现宪政的主因。他由此想到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徒有各种版本的宪法,却总是崇尚武力,而不能实现宪政的可悲现实,他认为问题出在中国人缺乏基本的政治品格。1921年10月,他写成《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一文,系统比较了中西政治的异同。他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党,通过政党教育人民来达成他为中国找到的政治出路。他相信“理想的政党成,则理性政治之实现必矣”。思考至此,他认为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1922年1月,张君劢陪同来华讲学的哲学家杜里舒回到中国,不期,在实践政治之前,他先成了“玄学鬼”。
张君劢回国之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对“德二先生”的崇拜热情正高。1923年2月4日,陪同杜里舒北上天津和北京讲学的张君劢,应著名学者吴文藻之邀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校的学生做“人生观”的演讲。没想到这一次偶然的讲演,竟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张君劢演讲的题目出自倭铿的一本书《大思想家的人生观》,其主旨在于说明科学并非万能的,由于听讲人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一开始就特别提醒他们不要以为天下的事都受科学因果律的支配,人们熟悉的人生观问题更是如此。他说:“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这一看法,客观地说,应该符合张君劢已经成型的思路,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恰冲撞了当时国内对“德、赛二先生”的崇拜,这篇演讲词刊登在了《清华周刊》的第272期上。
张君劢的好友丁文江这个著名的科学家率先发难,他读到该文后“勃然大怒”,先后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和《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激烈批评了玄学是“无赖鬼”,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科学若导致问题是出在政治家和教育家身上。他说是“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身上”。张君劢由是获得了“玄学鬼”的称号。
由于张君劢对丁文江做了反击,并发展成“东方文化救世”的立场,于是这场笔战的范围大为扩展,当时众多精英人物都卷入到了这场论战中,这就是所谓的“科玄论战”或“人生观论战”。热衷以结果来论成败的学者通常愿意认为是“科学派”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随着辩论的深入,双方的观点都日益走入极端,因此,评价这场论战的胜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当时论战的各方谁也没有最终被说服来看,如何评价这场文化论争需要更复杂慎重的考虑。
也就在这一年,张君劢结识了冰心的好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的福建才女王世瑛。张君劢对王世瑛一见钟情,并迅速展开追求。王世瑛对此有些犹豫,于是写信给远在美国的冰心,向她征求意见。冰心在《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一文中写道:十三年的春天,我在美国青山养病,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张君劢先生向她求婚,问我这结合可不可以考虑,文句虽然是轻描淡写,而语意是相当的恳切。我和君劢先生素不相识,而他的哲学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巳读过,世瑛既然问到我,这就表示她和她家庭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这件事,并请她告诉我以嘉礼的日期。
1925年张君劢与沈氏离婚后,正式迎娶王世瑛。冰心寄了一只镶有桔红色宝石的手镯做为贺礼。张君劢与王世瑛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生育了五个孩子。两人感情非常好。然而天意弄人,王世瑛于1945年在重庆因难产去世。张君劢为她写下了《亡室王夫人告窆述略》,余生都没有再娶。
宪法之父
“科玄论战”其实只是张君劢生涯中的一个插曲,如果说这对他有什么意义,充其量不过是把他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予以宣示而已。他的志向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宪政国家。他要为中国制定出最好的宪法,然后在政治实践中去检证。
张君劢为中国制定宪法的经历从他1922年回国之初就开始了。自袁世凯败亡以后,中国军阀以抢夺中央政权为中心而使全国陷入混战的局面。当时国内知识阶层有鉴于这种危局,不少人主张通过变更国体,通过联省自治实行联邦制来挽救时局。在这个背景下,1922年5月7日,八团体国是会议在上海总商会开幕。张君劢作为小有名气的宪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应邀出席,并受国是会议的“国宪草议委员会”的委托,草拟成《国是会议宪法草案》两份,其中甲案代表张君劢本人的意见。在这个宪法草案中,张君劢实际上主张在中国实行结合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政治体制。这是因为若照搬美国的联邦制,则恰好为当时占地为王的军阀割据所用;若是实行单一制,则当时的乱局恰由以中央政权为依托的军阀坚持“武力统一”所造成。因此,综合中国的国情,他实际上主张在中国实行单一制,但以清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范围为前提,而整个宪政框架都以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为指归。
这次制宪是张君劢作为宪法专家在中国宪政史上初试莺啼。很显然,这部宪法虽然比较好地反映了张君劢的政治主张,但无法得到军阀们的尊重。张君劢一直试图以尊重国情为基础,以不从根本上违背他的宪政原则为前提而执行妥协路线。此后,他作为宪法专家不停地卷入当时中国宪法问题的争议中。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需要在这一主要敌人面前空前团结起来,国民党再坚持一党专政已举步维艰,张君劢的制宪才华在这时得到了全面体现。出于抗日大计,国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国民参政会,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召开,结果会议颠覆了蒋介石的预想,演变成一场要求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会议。随后,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国民党万般阻挠,但随着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日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局也日渐发生变化。在抗日战争结束之时,在国内和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勉强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即旧政协。在国内和国际都要求民主、实现宪政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抛出尘封多年的“五五宪草”供代表们审议,结果张君劢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宪法方案。张君劢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度是间接民权,不是直接民权。他主张直接起用公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代替国大;以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限制总统权力,使之成为虚位元首。这一议案矛头明显对着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蒋介石,没想到国民政府负责宪法草案讨论的孙科,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利竟然支持了张版提案,而由于蒋介石本人也一时疏忽,竟然成案!
蒋介石不能容忍这个旨在限制自己的宪法,他选择食言而肥,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把自己独裁的嘴脸卖给了全国人民,在道义上他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最后,虽然蒋介石违背了旧政协决议,修改了张版宪法,多数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政府,修改后的宪法也被视为“伪宪法”,但为了欺诓人民,显示国民政府“多党民主”的形式,为了拉拢张君劢的国社党,蒋介石集团做了一定形式的妥协。
实际上,从学术的立场看,这个修订过的“宪法”在民国政治体制中形成了半总统制半内阁制的形式,在根本原则上并没有违背张君劢的宪政宗旨,该“宪法”的主体结构一直延续到蒋介石败退台湾一隅之后。
在这个意义上,张君劢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国宪法之父”。 党魁与战犯
张君劢关注中国宪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理性的政党以教化人民,从而能真正确保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
张君劢一贯反对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国,因此早在北伐战争之时,他就是国民党的批评者。经过对国民党的观察,他预测在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无非选择三条路:一是召集国民会议;二是实行一党专制;三是内部分裂,造成全国混乱。他认为第一种选择在当时国民的民主素质欠缺的情况下,只能重演政治操纵的故事。换言之,也就是说国民党只会走后两条路,而这将阻断中国的民主进程。从这个判断出发,他坚决地批评国民党也就可以想见。可悲的是,国民党竟然没有跳出张君劢给它划出的政治路向,1927国民政府成立后,随后就是全力清洗中国共产党,并同时引发了大规模的内部分裂,严格地说,一直到败退台湾为止,国民党面临的这两个政治困境始终未曾逃脱。
由于批评国民党,张君劢创办的政治大学为国民政府接收。随后他创办杂志,以政论的方式继续批评各革命的政党,尤其是当权的国民党。他创办了《新路》,坚决地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批评国民党以民智未达为借口,始终拒绝实行宪政的卑劣行径。由于言辞激烈,很快地在1928年《新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在国民党的压制下,1929年张君劢曾一度第三次短暂赴德国任教,但很快又回到国内。
再次回国,国内外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地蚕食中国东北,而国民党当政的政府竟然仿佛视而不见,这极大地刺激了爱国的张君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抗争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他秘密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并于1934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张氏担任党魁,此后也一直是该党的精神领袖,张君劢终于走向了他久已成型的成立“理性政党”以教化国民的政治实践之路。国社党成立以后,以张君劢一贯的政治主张为指导,采取了多面出击的路线。
随着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张君劢指出,要救中国,最终必须靠中国的“民族自信力”。他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把唤起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1936年8月又出版了《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通过全面比较东西文明以及中国古今文明的分期之后,他再度强调了民族自信力对国家的重要性,而民族自信力的来源则是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我们要通过继承的创新唤起“民族的自觉”,这样中国就有希望。可以说,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君劢作为党魁和学者,为抗日事业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社党也从秘密转向公开。此后,张君劢就名正言顺地以知名学者和党魁的双重身份从事政治活动。1938年年底,他在国家社会党的机关刊物《再生》重庆版创刊号上发表了一封致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公开信,公然反对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独立自主原则,认为共产党“自有军队,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这有碍于在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举国的真诚团结,共同抗战。因此他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务与指挥权”完全交给蒋介石,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张氏的公开信发表后,当时正想方设法吃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如获至宝,“利用他这篇文章到处翻印散发”,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共产党方面的驳斥和批判。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日趋反动,在加强其一党独裁统治的同时,又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迫害包括张君劢在内的各中间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张于是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用董必武的话说:“他现在不但不反对我们扩充军队成立边区,他还怕军队的力量不够强大和边区遭受袭击呢!张已认我党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中一支必要的友军。”在1940年和1944年的两次宪政运动中,他都能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作为民盟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抗战胜利前后的一段时期内,他基本上也能遵守民盟的政治立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支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所以,1946年初他60岁生日时,周恩来亲自给他送了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
张君劢一直坚持反对以战争的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在蒋介石公然撕毁旧政协决议以后,由于蒋介石采纳的宪法提案没有根本违背张氏的宪法版本,再加上他要安置其部下,因此他率领民社党(此时国社党和民主宪政党已合并,改名为民主社会党)参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这一天真的举措彻底葬送了他和中国共产党及民盟的友谊,连他的挚友张东荪都和他划地绝交。但此后不久,蒋介石又悍然发动了内战,张君劢本人也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彻底绝望。随着战事日趋明朗,张君劢认为他“再造中国”的理想大势已去,他眷恋的祖国已经没有了他容身的地方。就在他离开大陆前夕,他在中国共产党开列的首批43名战犯名单上,赫然位居第43名!
海外归心
1949年3月25日,张君劢移居澳门,期间李宗仁曾邀请他出任行政院长,被他辞谢不就。同年11月5日,应印度教育部的邀请,他赴印度讲学。周恩来曾经派张经武赴印度约见他,邀请他回国。1952年他转赴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祖国的土地。
离开政治、飘零海外的张君劢,选择了以挖掘中国传统学术来表现他对中国的热爱。他仍然坚持相信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建立一个立基于民主宪政原则的新中国”。而要做到这点,就要清理中国的文化遗产,以利于培育适于中国式宪政的国民。为此,他转向了儒学的研究。最终,他写下著名的《新儒家思想史》,成为当代新儒家当仁不让的开山之人。1958年,他又和唐君毅、牟宗三等联名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世界》的长篇宣言,宣告了儒学在经过五四以来的诋毁以后“再度活跃于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同时,它也反映了现代新儒学力图走向世界的努力和雄心。”
张君劢对气节和尊严身体力行。在飘零海外的近20年间,由于没有固定的工作,生活一直非常清苦,但他坚持拒绝国民党当局的资助。1961年,台湾“教育局”听说他要去德国讲学,便给他汇去一笔非常可观的美金做路费。不料,几天以后,这笔钱被如数寄返。自1949年离开大陆,一直到1969年去世,张君劢自始至终没有接受过国民党当局的一文钱。
1969年2月23日下午6时40分,这位曾放言“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的笃行儒者因操劳过度,在旧金山的一所疗养院去世,享年82岁。张君劢的夫人子女金沙澳门官网网址 5张君劢夫妇
1906年,张君劢19岁时,在家乡嘉定与沈氏结婚,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但婚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出洋赴日本求学去了。此后,他为了求学和国事,经年在外。本来,他就是遵父母之命与沈氏结婚的,夫妇之间缺少共同语言和兴趣,没有多少感情可言,加上又殊少相处,常年不在一起生活,其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名义而已。
1925年,在张君劢与原配夫人沈氏正式离婚后,王世瑛接受了张君劢的求婚,婚礼在福州举行。这年张君劢39岁,新娘王世瑛26岁。
王世瑛不仅是“贤妻”,也是“良母”,她一共给张君劢生了5个孩子。张君劢和梁启超
1906年,张君劢东渡扶桑,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留学期间,结识了具有师友关系的梁启超,并参与发起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
1910年,张君劢于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回国应试于学部,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为暂避袁世凯的迫害,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张君劢于1913年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1918年,张君劢等6人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之后留在德国师从倭铿学习哲学。就学术一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后来《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并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捶、《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主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从政治一方面看,他早年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过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起草过《中华民国宪法》。张君劢为何受到国共两党的欢迎
张君劢作为抗战时的第三种力量,是举足轻重的。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积极从事革命运动。“这一时期他起的进步作用是主要的”。
张君劢一生不置产业,又无积蓄,流亡美国后,生活十分清苦,只靠每月百把块钱美金的养老费和一点稿费生活,“身上常常一文不名”。台湾国民党当局想拉他,曾给他多次经济资助,他拒绝。1961年,他要到德国去讲学,台湾教育当局给他汇去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算是雪中送炭,本以为他会笑纳,没想到仍被如数退回。直到1969年去世,他没有接受过台湾国民党的一分钱。
共产党也没有忘记他。50年代初,张君劢的老友、爱国人士陈叔通受中共委托,曾致函于他,诚邀他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被张拒绝。周恩来也曾派出访印度的张经武欲见张君劢。但张托人告知,“自己住在英帝国主义的宅中,不必麻烦”,而拒之。显然,他看重的还是自己所坚守的中立的政治立场。人物评价金沙澳门官网网址 6张君劢
张君劢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既被国民党绑架过和软禁过两年,其著作多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他既与共产党有过很不错的关系,59岁生日时周恩来还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1949年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而遭通缉。
就学术一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后来《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并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主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他既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又违背民主同盟的政治原则,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大和政府,被民主同盟令其退盟。
他既热情地宣传介绍过十月革命,又对十月革命进行过肆意攻击,一生以反对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为鹄的。
他提倡过妇女解放,抨击过封建大家庭对妇女的压迫,然而1922年他却顽固地不许他妹妹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离婚后改嫁,而他自己则毫不犹豫地与一字不识的发妻离了婚,重新娶了一位知识女性……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但他在政治与学术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却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于1949年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却依然如故,而且是变本加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却成了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他提倡复兴儒学,直到他1969年逝世……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
张君劢虽然不是一个成功者,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不重要。实际上,在这两个领域里的许多方面,他都产生过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admin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