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南方丝路起源商周时期,探秘数百年

专家称南方丝路起源商周时期,探秘数百年

忆马雍

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石柱地遗址,存有从新石器时期直至明清不同时期遗址的文化层堆积,然而从隋唐到宋代数百年间,却没有一点遗迹被发现,出现了文化断层——石柱地,金沙江下游一处鲜为人知的河湾,一时间忽然热闹起来。

 

 

  从去年5月起,周边的村民发现,不断有人到这里敲敲打打,还请他们帮忙挖土。“考古”,一个对村民们来说既陌生又新鲜的词语,自此切入他们的生活。随着泥土逐渐掀开,村民们疑惑不解:那些人怎么那么高兴?

四川新闻网广汉7月28日讯 (记者 蒋亮)
7月28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三星堆博物馆和三星堆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西南与欧亚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盛大揭幕。来自国内外的六十余名知名专家学者参会,并公开发布了南方丝绸之路最新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其中,专家首次通过引证三星堆出土文物系统考证出南方丝路存在于商周时期的新内容引发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林梅村(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

  原来,据考古发现,石柱地遗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为目前川南发现的最大遗址,更将川南历史向前推进3000年。可是,这处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明清时期的遗址,却留下一系列后人难解之谜。10月27日,在宜宾举行的向家坝水电站淹没区(四川)考古新发现研讨会上,省内专家试图寻找未知的谜底。

 从考古学佐证南方丝路最早起源

 

  谜之1

  “中外古文献里多有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记载。”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段渝指出,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关于东方赛里斯、长寿者等貌似怪诞现象的记述并非无稽之谈,这在上古时代的中国西南有迹可寻,所以应是作者根据在中亚和印度时的耳闻进行的实录性记述,“这表明当时已经有从中国西南早期至印度和中亚的交通线存在了。”

我小时候喜欢读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这书重新定义了“英雄”的概念,为音乐家贝多芬、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文学家托尔斯泰树碑立传。他在《名人传》中写道:“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匹配下贱的群众的。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成败又有什么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予文虽劣,却欲学罗曼?罗兰笔法,描写我心目中的英雄,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五位恩师马雍、俞伟超、季羡林、王世襄立传。《南方周末》2010年1月21日刊登的《忆父亲》是一个初步尝试,本文再斗胆写写我的史学启蒙老师马雍。

  双肩石器为何在金沙江边出现?

  除对文献的分析外,段渝对南方丝路的考察研究还着重关注了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以及金沙遗址考古中出现的印度和近东文化因素,并从考古学上对商周时期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存在进行了论证,其中最重要的佐证之一是在三星堆大量出土的象牙和贝币。段渝认为,贝币所用海贝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它同时也是象牙从印度地区引进的交流媒介,“种种证据表明早在商代,古蜀文明就与南海地区发生了文化联系和交流。”

 

  站在密密的探方前,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石柱地遗址现场负责人李万涛有些紧张。这位20多岁的小伙子,是第一次担当
“重任”——向前来考察的专家介绍遗址考古发掘情况。从去年至今,他在这里已断断续续呆了8个多月。随着发掘面积从最初的2000平方米逐渐扩大到如今的1万平方米,他心中的疑惑也在不断扩大。

与会专家指出,南方丝路的概念自首次提出后已历时30载,很多问题都是在争议中不断地被论证和认可,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在学术界得到了越来越高的重视。对此段渝告诉记者,商周时期就有南方丝路的观点实际上并非首次提出,但是这次研讨会却是首次公开系统地论证了研究结果。

马雍(1931-1985),字孟池,湖南衡阳人,国学大师马宗霍之哲嗣,“资质聪颖,博闻强记,生长在颠沛流离之中而不废读书,秉承家学。精熟五经四史”(张政烺语)。上世纪50年代的北大高材生,专攻西欧历史,精通多种外语。1954年,进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融会古代经史,考证各地出土文物,尤其是新疆出土文物,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有四本专著流传于世,分别为《战国纵横家书》、《新疆历史文物》《〈尚书〉史话》、《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听李学勤先生说,这本五万多字的《〈尚书〉史话》是马雍二十多岁时写的经典之作。除此之外,马雍还是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成员,遂有“献身高昌”之宏愿。

 石柱地遗址位于宜宾市屏山县楼东乡田坝村。为配合向家坝水电站建设,2006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对淹没区进行考古勘探,在此处发现遗迹。当时,考古人员认为这里仅是秦汉墓地。转折出现于2010年,考古人员再次进行钻探,发现这里是一处大规模的遗址。

非遗首次纳入南方丝路视野

 

  当考古人员移去探方中表土,再用石灰将土色异常的地方标志出来,地层工作面上出现了柱洞、灰坑、房址等遗迹。柱洞是古代曾经立有木柱,后来朽烂形成的痕迹。与柱洞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有着或长或短的浅槽,表明此处曾经修建过房子。而灰坑则是垃圾堆,将坑内的泥土筛干净,能找到不少夹砂陶片,上面有绳纹或附加堆纹等纹饰。“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这里曾经是古人生活的聚落。”李万涛说。

  本次研讨会主要议题包括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外交流史、南方丝绸之路与古代欧亚交通、南方丝绸之路与国际贸易、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南方丝绸之路民族与民俗文化、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南方丝绸之路旅游文化开发等,大会共收到国内外专家的相关研究论文数十篇。

“文革”结束后,中国学术百废待兴。国人对国际学术界的现状尚不十分了解,马雍却一马当先,分别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用英文刊发学术论文,如《隋大兴城之城市规划》(巴黎,1980)、《近代欧洲汉学家之先驱卫匡国》(特伦托,1983)、《吐鲁番出土高昌郡文书考》(东京,1984)等学术论文,率先问鼎国际学坛。马雍是史坛罕见的奇才,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学界流传着许多马雍的逸闻轶事,本文只谈我向马雍问学之所见所闻。

  在经过4次考古发掘后,考古人员已确认:石柱地早在5000多年前就是人类繁衍之地,将人们对川南地区历史的认识提早了近3000年。

  据介绍,本次会议在很多方面的研究都有新突破,如首次以牙璋的纹路作为指纹特征来考虑东亚牙璋体系问题、首次通过石棺来研究四川与西亚古代文化艺术交流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论坛还首次提出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南方丝绸之路视野。对此专家们一致认为,“南方丝路是中国西南地区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视野,结合非遗不仅具有学术整合的价值,还有促进各民族文化自觉和构建西南地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在石柱地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石器,有石锛、石斧、砍砸器、刮削器等。在临时库房中摆放出来的数十件石器,引起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剑的注意。“这是双肩石器。”记者看到,陈剑拿起的石锛上部左右为弧形,仿佛人耸起的肩膀。“这种打制的双肩石器,是南方人群的特有文化特征。”

  有关方面表示,本次会议是继四年前举办三星堆与南丝路青铜文化研讨会后又一次成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相信通过高级别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将有力地推动三星堆与南方丝路、南方丝路与欧亚古代文明研究的深入发展,从而推动西南地区与世界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

 

  然而,长期在岷江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研究的陈剑,却从来没有在岷江流域发现过双肩石器,反而是在青衣江边发现了很多。“过去我们一直关注文化从北向南传播,却从不重视文化怎样从南向北传播。”

  作者:蒋亮

 

  双肩石器为何在金沙江边出现?与青衣江边的双肩石器有没有关系?金沙江和青衣江之间的文化传播通道是怎样的?可惜,这些疑问暂时还没有结论。

著名史学家马庸

谜之2

 

  “迷你”青铜器出自商周还是战国?

马雍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在发掘中,李万涛发现商周时期遗迹大面积分布。灰坑、灰沟、房址、墓葬、窑址……泥土中不断挖出的尖底杯、尖底盏、小平底罐、高领器、圈足器、网坠、纺轮等器物,都在告诉考古人员,4000多年前,这里很繁荣。

 

李万涛拿起一个小指头大小的“杯子”告诉记者,它的学名叫作铜鍪,是巴蜀地区特有的炊具。“这个显然是微缩版,是用作冥器随葬的。”他推测,这应该也是全国最小的铜鍪。他又拿出一个青铜蝉形带钩,鸣蝉栩栩如生。“古人的带钩类似于现代的皮带扣,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他说,这两样精致的“迷你”青铜器件可谓巧夺天工,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四川铸造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兴旺发达。

王国维曾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从1954年起,马雍就致力于外国古典名著翻译,先后出版了五本译着,分别为(苏)密舒林《斯巴达卡斯》(中华书局,1955)、(苏)阿尔塔蒙诺夫《伏尔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古罗马)塔西陀《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与傅正元合译,三联书店,1958)、(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杨东莼、马巨合译,商务印书馆,1981)、(美)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与厉以宁合译,商务印书馆,1985)。

 可是,要把铜鍪和青铜蝉形带钩的具体时代说清楚,李万涛却无能为力。因为在出土这些器物的时候,由于探方中确定年代的地层被扰乱,无法断定这些巴蜀文化的典型器物是属于商周还是战国。

 

  探方是考古发掘中用来控制地层和精确记录出土遗迹、遗物位置的自设坐标系统,这种方法是20世纪初英国人惠勒发明的。一旦地层被扰乱,确定年代就比较麻烦。

人们一般是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新译本得知马雍大名的。1973年,毛泽东想看这本书,当时只有日文及俄文转译本,可是他老人家要看从原著翻译的,就让日文版译者、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找人翻译。杨老找到马雍,请他从英文版翻译此书。早年郭沫若重视此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过社会学的张荫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郭先生研究的指标,乃是五十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郭先生竟毫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19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这位清华才子指摘郭老依据的理论从时间看业已“过时”。摩尔根的理论,历来褒贬不一,不过在近二三十年所谓Postmodern
Age(后现代时期),西方对此书评价反而渐高,亦为人始料未及。

  “遗址是面向金沙江的斜坡堆积,可探方却全是水平面分布。”四川大学教授马继贤说,他在考古现场发现,在同一个地层中,有的陶片年代要早些,却和商代的陶片混在一起。“这就需要仔细研究。”遗址成斜坡分布,是本身就是这样,还是在数千年间人为造成的?这些被混在一起的陶片等遗物,是早就因人类活动被混在一起,还是在考古发掘中被混乱了分期?

 

  实际上,在石柱地遗址,类似的疑问还有很多。

与马雍打牌

  考古人员出土了一套陶罐,经过修补后,能看出是三足双耳罐,通体呈土黄色。但特别的是,其中一个陶罐的罐口直径,恰好与另一个陶罐的罐底直径一致。四川大学教授宋治民认为,这是煮饭用的,类似于现在的蒸锅。“两个陶罐可以套在一起使用,上面这个称为陶甑,下面这个被称为陶釜。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蒸格,陶釜里面放上水,陶甑里面就可以放食物蒸了。”但是,这套陶罐究竟是战国时期还是西汉初年,仍然也不能确定。

 

谜之3

按照年龄,我属于50后。生不逢时,刚上小学三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即便开学也是挖防空洞。不久,我又随父母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一直没正经读过什么书。马雍承担这项翻译工作后才知这本“古董”语言晦涩,有时找我父亲讨论书中一些问题。老爷子如获至宝,就请马雍教教那个学业荒废多年的儿子。初识马雍,他刚和妻子离婚,家庭生活很不幸;政治上前途无望,经济上贫困潦倒,身体亦长期受疾病折磨。他早年动过肺部大手术,为此锯断了几条肋骨和锁骨。手术后,医生说他最多活三个月,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这里有没有被人类遗弃过?

 

  如果还原石柱地几千年来的
“发展”轨迹,可以大致确定,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人们在这里生活、居住,甚至连死也没离开,就地筑墓埋葬。

马雍最初对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并非他的学问。一开始去他家,目的是打桥牌。上世纪70年代初,整个北京城没几个会打桥牌的,我和从小在一个国家机关大院长大的谢文,常为找不到桥牌对手犯愁。打桥牌和打麻将不一样,需要数学头脑,精确计算四人手中每一张牌。牌运如股市,变幻莫测,运气不佳,要沉着冷静;时来运转,不能忘乎所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大敌当前,临危不惧。总之,桥牌是一种智者的游戏。在精神空虚、物质匮乏的1970年代,桥牌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欢乐。马雍的桥牌打得出神入化,他说在大学读书时就喜欢打桥牌,每个周六晚上开战,牌友是厉以宁、俞伟超、邹衡。为了翻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厉伯伯常到城里找马雍。我和谢文一下子遇到了对手,终日聚在他家打桥牌,废寝忘食,马雍亦乐此不疲。

  然而,当一大片汉墓在此被考古人员发现时,新的疑点又出现了。

 

  “这些山坡上全是汉墓”,李万涛说,至今已发现了140多座汉墓,有土坑墓、砖室墓、石室墓、瓮棺葬等等。“除了崖墓,所有的墓葬形式都出现了。”汉墓分布很广,却也埋葬得很浅,最浅的距离地表只有20厘米。有这么多的墓葬,意味着在汉代时这里人口兴旺,是一个比较大的聚居区。可与之不对称的是,直到现在,李万涛只发现了一座汉代的干栏结构房子。

admin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