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与经营边界如何认定,考古老顽童

保护与经营边界如何认定,考古老顽童

    川内地震考古第一人

 通过田野科考和科技检测,朱炳泉在《矿物学报》(2010年S1期)发表了《商代青铜器利用了什么铜矿物资源》一文,对堂狼山科考的初步研究结果进行界定:一是通过对老店镇老铅厂铅矿遗址所取样品进行科技检测,确认为高放射性低比值铅,且与商代青铜器中所含铅的铅同位素比值匹配。老铅厂所冶炼的铅矿原料来自巧家老店镇的迤西卡、三合、大火地、牛角、团林堡等村开采的古铅矿矿硐,说明该地带所产铅矿均属高放射性成因铅。二是通过对炉房乡噜咘村采集的自然铜矿料进行检测,其同位素组与三星堆器物铜同位素相同。巧家堂狼山有丰富的自然铜资源,是滇东北区域自然铜的主要矿料产地。三是巧家马树、药山等镇开采并遗存至今的1681口氧化钴矿硐,是我国古代开采规模最大且可能是惟一一个氧化钴开采遗址群,堂狼山因此被誉为“中国钴矿之乡”。它印证了北京科技大学李晓岑教授提出的商代含高放射成因铅与氧化钴的铅钡玻璃来自于古堂狼山的观点。从另一侧面佐证了巧家堂狼山高放射成因的铅矿远在商代即得到开采。

  国外的文化遗产如何经营?

 根据这一线索,2008年以来,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在对典籍梳理、研究、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发现古堂狼山(巧家境内以药山为主峰的西北——东南走向延绵80余里的山脉)遗存大量的古代银、铅、铜开采、冶炼遗址。根据调查,巧家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撰写了《巧家堂狼山铜文化初探》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中国科技大学考古实验室主任金正耀教授,科技部、中科院所属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朱炳泉教授,北美自然铜研究专家、广西民族大学汪常明教授等一行5人,以“探寻堂狼山古矿冶文化、追溯西南青铜文明源头”为主题,多次深入巧家进行科考研究。

  江苏省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丁宏认为,“文博资源是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文化软实力的标志性资源,提高国民素质需要充分发挥这些宝贵资源的作用。过度经营,就是想方设法作为盈利的手段,并且只为少数人服务。”

    预测宝墩金沙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金正耀、朱炳泉、李晓岑、美国Brill、日本山崎一雄教授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将最新科学技术的铅同位素示踪方法应用于青铜器考古中的商周青铜器矿质来源进行研究,通过对三星堆、殷商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金沙遗址、湖北盘龙城等地商代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测定,发现都具有同样特征的高放射成因——铅。资料显示,只有滇东北有色金属矿带上铅矿的铅同位素组成与殷商青铜器高放射成因铅有一定的可比性。于是,国内著名研究专家逐渐将三星堆、殷商、江西新干大洋洲墓等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的矿料来源地锁定在了滇东北。

  她认为,故宫可以考虑制作包装等更好一些的食物,这样一来,“游客可能花50元、80元,但也不会骂你,不比卖30块钱一碗的面更强么?”
 
    来源:搜狐网
 

    一眼看穿假文物

 据此,科考组得出初步结论:三星堆等商代青铜器物中的自然铜、高放射成因铅矿料来自巧家堂狼山。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巧家县关于古堂狼山矿冶与三星堆等西南地区青铜器矿料来源间关系的研究,必将为云南建设文化强省作出积极贡献。(完)(巧家县委宣传部
胡华玉)

  此次国家文物局出台的《规定》,对公共文化单位保护和经营的“边界”问题,进行了较之以前更加明确的界定。《规定》明确禁止以下经营活动:(一)背离公共文化属性,以各种名目对公众设置准入门槛的;(二)将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的;(三)租赁、承包、转让、抵押文物保护单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商业开发的;(四)妨碍公共安全,对文物保护单位造成安全隐患的;(五)其他违背法律法规情形的。

  在曾一智看来,“文物部门是真的弱势群体”。

  她介绍说,所谓“活化”,首先要“认识自己,认清自己”,必须本着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去进行管理和开发。首先要了解文物本身的渊源以及在传承文化中的作用,明白应该在哪方面发扬光大。

  文保单位纷纷“搞经营” 文物局出台新规定

  大连旅顺口郭家村遗址有着5000年历史。这个2008年被列入辽宁省级文保单位的文化遗址,在时隔不到4年之后却遭到破坏性开发,目的竟然是建温控花室、进行采摘等旅游开发……

  2011年5月,故宫的建福宫被曝“建成富豪会所”,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在那之后,一系列文保单位“搞商业”的消息接连见诸报端。

  8月31日,国家文物局在官方网站发布了最新的管理规定,规范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经营性活动。《规定》禁止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经营性活动背离公共文化属性,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租赁、承包、转让、抵押文物保护单位,对文物保护单位造成安全隐患。媒体及文博界不少人认为,这一规定的出台是与包括故宫“十重门”在内的近年来一系列博物馆馆藏珍品被破坏、文物单位被租借经营等事件相关的。

  那么,既然可以搞经营,又该如何监管?

  另有报道指出,将一部分有居住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历史建筑进行市场化和商业化运营,以弥补文物保护和开发方面补财政投入的不足,是国际惯例,但是各国对此都有严格的规定。通过制定文物保护名录,签订开发契约等方式,商业化运营,市场化交易的文物范围做详细的界定,对具体的开发方式也有原则的限制,一般都不能改变建筑本身的用途。

  文物专家谢辰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强调,不能用文物本身作为经营手段,否则涉嫌违反《文物保护法》。该法明确规定,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

  “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进行商业化经营的原则特别简单,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去实现特定的社会目的;不能成为私人专属;不能侵害公众的基本利益。所有的收益都要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管。”用陈幽泓的话说,违反其中任何一条都不能容忍。

  文保单位能否进行经营活动,保护与经营的“边界”如何界定?这似乎是摆在每家文保单位面前的两难困境。国家文物局日前也就此出台新规。文保人士指出,关键还是在于使用者要依法依规,同时文物部门做好日常的监管以及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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