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奋进【www.4166.com】,中国考古学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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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新世纪,特别是2002年以来,文物事业发展经历了三次思想革命和认识升华。第一阶段从2002年到2005年,2002年,文物保护法修订实施,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召开,对文物保护法的重大意义、文物工作方针以及“五纳入”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进行了阐述,确立了新时期重点抓好的四项基础工作:一是建立文物保护法规体系,二是摸清家底,开展馆藏珍贵文物数据库建设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三是文物保护人才培养和科技支撑,四是确保文物安全。第二阶段从2005年到2008年,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首次使用“文化遗产”作为主题词,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强调时代传承,更加强调公共参与。第三阶段是2008年以来,2008年,国家推动博物馆免费开放,三年多来累计投入80多亿元,入馆人数增长了50%,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5·12”汶川地震凝聚全国文博系统力量,开展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展示了文物系统的整体实力和坚强决心。通过实践凝聚共识,逐渐形成了检验文物工作成效的三个标准:文化遗产是不是拥有尊严,文化遗产保护是不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文化遗产保护是不是惠及亿万民众生活。

  

  在现场数百名观众的热烈掌声当中,讲座圆满结束。观众们表示,听了李存信老师的讲座,对实验室考古以及文物修复及保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认识到对于脆弱遗物的考古研究尤其需要借助实验室考古手段,而文物保护工作仍需要不断探索,并在探索中不断前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走进博物馆”系列活动之讲座部分虽然圆满结束,但特展及图片展精彩仍在继续。(王  瑶)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各类文博单位和文博行业协会组织,通过创建专业报刊、门户网站和图书出版发行机构等多种手段和形式,加大自我宣传力度。目前,全国已有200余家文博单位开通了自己的网站,至少有500家博物馆开通了微博。仅201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专业图书316
种、112万余册。中国文物报社每周出版报纸2期,每年刊载文章约5500篇。文物行业宣传力量正在迅速成长壮大,并构建起多种媒介的综合信息平台、政务公开平台、业务服务平台和专业知识传播平台,以全面、丰富、权威、专业的信息和知识,在宣传党和国家文物工作大政方针、法律法规,反映全行业发展动态,为全行业提供信息服务,正确引导公众舆论,树立文物行业良好形象,以及向大众普及文博知识、搭建与社会公众沟通对话平台等方面成为主要阵地。

  

  由于讲座观众并非都是考古方面专业人士,因此在对实验室考古进行概念性阐述后,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加了解文物修复背后的故事,李存信现场分享了对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金质文物的保护处理方法。其中8号遗迹出土的黄金面具最具代表性,黄金面具于2007年出土,当时已被揉成一团,与泥土混杂,器形无法辨认。经过专家的反复论证推敲以及考古修复人员一周的连续工作,精心修复,慢慢展开,终于基本恢复了其原始面貌。这件金面具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时期保存最完整、体量最大的金面具。现在修复后的大金面具就陈列在金沙遗址博物馆。

   
(三)多种媒体形成合力,共同构筑文化遗产宣传平台。在有关部门、广大新闻出版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文化遗产宣传平台建设卓有成效。现在,以文化遗产为重要报道内容题材的报纸遍布全国,报道数量迅速上升。例如,据不完全统计,仅2010年,《人民日报》刊登涉及文化遗产的文章达954篇,《光明日报》496篇。以文化遗产为专门或重点题材的社会专业刊物已有150余种,发行量超过百万,形成了专业、固定的受众群体。广播媒体加大了对文化遗产的报道力度,电视媒体对文化遗产的传播异军突起。中央电视台多套节目开设文化遗产专题栏目,国内有10余家电视台每周固定播出文化遗产专题节目。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各类文化遗产专题、主题网站约1100个;论坛、博客、微博已成为文化遗产爱好者谈古论今的新天地,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已成为社会公众由被动接受教育向主动宣传文物保护角色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近50年来,我们通过多次对全国文物普查和登记工作,已基本上廓清了中国文物数量和分布状况,目前已知地上地下的不可移动文物近40万处。根据有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因此,考古发掘始终由国家统一管理。

  9月11日上午,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与金沙遗址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走进博物馆”系列活动最后一场讲座在金沙遗址博物馆新闻发布厅收官。中国社科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实验室考古部主任、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李存信副研究员,为众多爱好考古、对文物保护充满好奇的观众带来了以文物修复及考古为主题的专题讲座。
李存信老师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实验室考古以及文物修复保护的实践经验,用生动且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家揭开文物从发掘到展示背后的考古及保护的故事。他首先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介绍了实验室考古的概念、优势及其技术路线。

   
(五)依托重大节庆组织宣传推介,取得良好社会反响。近年来,全国文物系统依托中国文化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和国际古迹遗址日,从每年4月到6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文化遗产集中宣传期,“文化遗产宣传季”的概念逐步被社会公众接受。在文化遗产日,全国文物系统统一部署、各显其能,以宣传文物保护法、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为核心的活动日趋活跃。山西“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安徽黄山文化遗产日主场活动、重庆文化遗产宣传月活动、陕西“文化遗产日
汉代记忆”大型公众考古活动等拉近了民众与文化遗产的距离。2009年,国家文物局创设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机制,迄今已在杭州、苏州、济宁成功举办三届,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亮点纷呈的文化遗产日活动,充分展示了各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不仅得到了当地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而且切实激发了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对文化遗产事业空前高涨的热情,真正使文化遗产日成为了全民共同的节日。

  

(来源:国家文物局)

   
(一)中央决策,多措并举,推动文物宣传工作发展。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在我国设立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领域第一次有了专属节日;2007年,党的十七大第一次在全党报告中专门写入文化遗产内容,要求“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10年,在第五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之际,李长春同志发表《保护发展文化遗产
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文章,这是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对文化遗产工作作出的专门的全面而深刻的论述。近几年,中央在一年一度的《宣传工作要点》中,都明确要求加大对“文化遗产日”等文化遗产领域重大事项的宣传报道力度。在中央的重视关心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2006年,国家启动大遗址保护工程,大遗址保护和为公众服务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同步推进;2008年,实施博物馆、纪念馆全面免费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开创了博物馆向全社会免费开放的先河。这一系列关乎文化遗产事业前途命运、关乎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举措,一步步改变了文物工作相对封闭的局面,使文化遗产保护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潮中,走进广大百姓日常生活里,文化遗产宣传普及迈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三、考古发掘资格的认定

  李存信还介绍了大河口西周墓地及遵义播州土司墓葬实验室考古的实例,进一步讲述对重要脆弱的文物处置保护的方法措施。遵义播州土司杨价夫妇墓葬是一座双室并列、随葬品丰富且未经盗扰的大型木椁墓。为了尽量完整保存墓葬信息,考古人员对两座墓葬进行了整体套箱包装,转运到室内后对墓葬实施了实验室考古操作程序,目前发掘出土了大量金银器、漆木器等珍贵文物,并且得到了妥善处理和保存。李存信结合大量考古发掘现场图片,与观众分享了不同情况下的文物修复工作的具体操作模式以及实验室考古如何将田野处置、室内发掘、文物保护三者融为一体。

   
(二)文物宣传工作贴近群众,服务社会,内容和形式不断创新。随着文化遗产工作的拓展和深化,文物系统走出了只专注于文物本体保护、文物工作往往与日常生活脱节的单一模式,而更加注重使文化遗产融入社会。考古领域不再仅仅关心发掘,而是更加重视保护,更加重视展示,更加重视设施建设;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将文物保护单位对公众开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放到博物馆里”曾经是淡出人们视线的代名词,现在则成为珍贵和荣耀的象征;每年1万个左右丰富多彩的展览使博物馆成为民众文化休闲的上佳选择。文物保护领域集保护管理、展览展示、宣传普及于一体的完整格局已经形成初步框架并日益完善。

  在具体申报程序上,合作考古的申请应由外国专业机构提出,并向中国政府提交书面申请。其内容包括合作意向,组队方案、发掘对象、范围和目的、工作计划、经费来源的情况等。经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初审后,按照《办法》的要求送请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审查,经审查符合要求的,由国家文物局报请国务院特别许可。由于必要的审批程序,申请必须提前6个月送交国家文物局,合作项目获得批准后,合作双方应签订合作协议书,并报国家文物局备案,以确保双方权益。项目结束后合作双方必须向国家文物局递交书面报告,内容包括项目的执行情况,主要收获和报告完成情况等。

 

  由于中国古代遗址特别是青铜时代及其以后的遗址,与欧洲、西亚、美国地区有明显的差异。西亚、欧洲、美洲等地的古代遗址,多是石头建筑,我们常称之为硬遗址,而中国古代则流行土木建筑,形成一种软遗址。由于黄土良好的特点,在软遗址发掘方面,中国学者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近年来由于不断的与国外学术界的合作和接触,一些新的手段和方法也开始在中国得以应用,除一些方法会对遗址、重要文物产生不利的影响或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坏外,作为主管考古事务的国家文物局鼓励和支持新的方法、手段和技术在考古发掘中的使用,以便更多地保留或获取学术研究的资料和信息,进一步提高中国田野考古的水平。

   
这次全国文物宣传工作座谈会,将在回顾成绩、总结经验和分析形势、明确任务的基础上,广泛凝聚文物宣传战线同志们的共识,就进一步加强和推动文物宣传工作谋划新思路、提出新举措。下面我讲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近几年,针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处于矛盾凸显期的阶段性特征,在依托多种形式媒体宣传的同时,文物部门主动加强与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宣传沟通,通过签署合作协议、举办党政干部文化遗产政策知识讲座等多种形式,宣传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宣传文化遗产保护对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远意义,得到越来越多地方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逐渐摆脱了文物部门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形成了多部门、多层次协作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态势。向系统内自我宣传、向各级党政部门宣传、向社会各界宣传的多渠道、全方位文化遗产宣传格局已经形成,并在文化遗产事业发展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文物宣传工作取得瞩目成就

  

   
(四)深入一线采访报道,宣传文物各项实际工作。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和各地文物部门围绕年度重点工作,把握宣传主题,开展宣传策划,组织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深入文化遗产保护第一线,实地考察文化遗产保护现场;特别是今年以来贯彻中宣部等部门部署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要求,采访文物保护修缮、考古发掘现场专家、施工人员、基层管理者和周边居民,聚焦鲜活事例,捕捉新闻亮点,文化遗产宣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得到进一步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地方各级政府保护本行政区内的文物,但同时也明确规定: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任何个人和组织不能私自发掘。从事考古发掘的机构和主持考古发掘项目的个人,必须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目前全国经批准的考古发掘机构共56家,具有考古领队资格的在职人员共807多位(一般人员在退休后就不再作为考古领队)。作为专业从事考古发掘的机构除了具备必要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设备,从事一般性文物保护处理的实验室和具备保证文物安全的文物库房和整理场所外,还必须具备一定数量受过高等学校考古专业或文物保护训练,能从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专业人员,其中专业人员中具备个人考古领队资格的人员不少于4人。目前中国考古机构主要是国家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和国家博物馆,教育部设有考古专业的11所大学,省级直属的文物考古机构以及个别有条件的地、市级考古机构。一般社会团体及企业不能申请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申请个人考古发掘领队资格的人员也必须是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专业人员,国家公务员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员也不能申请。对于考古发掘个人领队的要求,必须是经过大学考古、地质古生物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员,并具有5~7年考古发掘工作实践,参与完成过比较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和作为主要成员之一、参与完成过考古报告的编写,并有一定的从事考古研究的能力。在上述条件具备时可由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推荐,报国家文物局领导的专门委员会审核批准。

   
一是策划组织重大专题报道。近年来,多次邀请中央媒体深入南水北调、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一线采访报道;组织中央媒体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灾区实地采访震后文物抢救保护工作;邀请中央主流媒体记者参加全国性重要会议、论坛、峰会等;组织文物事业“十一五”成就回眸宣传报道,对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博物馆免费开放、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等重点工作进行集中报道;组织对柬埔寨吴哥窟、蒙古国博格达汗宫等对外援助项目的集中宣传;配合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实地采访报道西藏文化遗产保护成就。通过主动策划,加强议程设置,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二是依托电视、网络开展直播活动。持续推进中国文化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等重大节庆的电视、网络直播活动;对“南海Ⅰ号”、“南澳Ⅰ号”水下考古,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开馆和重要考古发掘工作等进行现场直播。运用互联网的即时互动性,邀请文物系统有关领导在政府门户网站或重点新闻网站进行主题在线访谈等。各地文物部门积极邀请中央媒体驻地记者和地区新闻媒体,及时宣传文物博物馆工作重要进展和重大节点。一系列的实地宣传报道工作,使文化遗产保护成就得到实实在在的展现,对树立文物工作良好形象、促进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早在1928年就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全国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古物保管委员会先是隶属教育部,后改为内政部,其下设审核科,负责管理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了文物事业管理局,由著名的学者郑振铎任局长,当时的文物局下设三个业务处,其中的文物处负责管理考古工作。其后在中国历次的中央政府机构调整中,国家文物局都得以保留。目前国家文物局在文物保护司下设考古管理处,负责全国考古发掘的审批、遗址保护、水下考古、航空考古、考古涉外合作以及制定相关的政策。国家文物局一般不直接组织考古发掘,仅对一些大型建设项目进行组织协调,同时负责指导水下考古和航空考古项目,资助各地的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项目和学术报告的出版等,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除台湾、香港和澳门外,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20多个省一级地方政府都建立有文物局(或文管会),负责本地区的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工作,未设立文物局的省市一般在政府文化厅下设文物处,具体负责有关事务。各省的文物局直接隶属于地方政府,在业务上受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各省文物局或文物处主要职责是,负责申报本地区考古机构的项目申请,协助国家文物局监督本辖区考古发掘项目实施和项目质量,组织本地配合工程项目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负责实施遗址保护工作。

   
近些年来,全国文物系统本着依靠各级政府、推动宣传普及、注重社会效益、服务人民群众的理念,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活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探索出了文物宣传工作的一些有益经验。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文物宣传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尚未从根本上摆脱宣传工作的被动局面。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宣传工作重视不够,宣传理念和方式陈旧;二是制度建设依然滞后,宣传工作仍不规范;三是全员宣传意识薄弱,宣传质量有待提高。 

  在资料整理和考古报告编写方面,我们面临最大问题,是一些重要的报告不能及时进行整理。主要原因是主持发掘的人员较少,而需要进行的考古发掘项目却很多,不少学者将大多数时间都放在田野发掘上,缺少室内整理的时间,整理也就越困难,需要时间也越长,很多重要的发现报告就这样被积压下来。针对目前考古报告积压的现象,几年来我们加大对资料整理的支持力度,也要求各考古机构在2~3年内完成本单位的积压资料。为此我们还进一步收缩主动性田野考古发掘的项目,要求考古报告的编写在发掘结束后三年内完成,一些连续性考古项目要求每年完成年度考古报告,力争减少新积压。当然,报告积压的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作者对考古资料的研究方面的要求,特别是许多意外的考古发现,而主持者缺少对该领域的研究和必要的资料准备,因此发掘者也就不可能短期内完成有一定研究水平的考古报告。

   
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全国文物系统开展了精彩纷呈的活动。国家文物局围绕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在重庆、广东、辽宁等地举办中国主会场活动,注重通过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平台,鼓励和动员更多公众参与博物馆文化体验,营造全民关心、参与博物馆事业的良好社会氛围。如,北京市组织“博物馆寻宝”、“博物馆里手拉手做朋友”等活动;安徽省组织“鉴宝江淮行”,开展“百万青少年走进博物馆”活动;广东省从2004年就开始与香港、澳门联动举办“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在国际古迹遗址日期间,国家文物局从2006年起,与无锡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设置工业遗产、乡土建筑、20世纪遗产、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大运河遗产保护等主题,获得媒体广泛关注;各地采取多种方式,吸引广大民众走进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

  五、关于外国机构在中国的考古调查、发掘

  

  

  田野考古工作实行领队负责制,在发掘前要求对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必要的勘探或钻探。钻探的方法除一些物探技术外,更多地是使用传统工具“洛阳铲”。这种探铲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是非常有效的,可以直接了解地下的遗址堆积和分布情况。遗址发掘一般采用探方(沟)法。有学者认为这种方法可能来源于英国,是英国惠勒(MortimerWheeler)于1934年在英国多塞特郡(dorsetshire)的迈登堡(MaidenCastle)遗址首先使用的。当然这种方法在中国的推广与早年留学英国的夏鼐先生可能有密切的关系。探方(沟)一般取正方向,探方面积一般为5米×5米,探沟面积一般为2米×10米,根据遗存的不同和需要亦可适当放大或缩小。探方的西南角为坐标基点,探方的东边和北边各留宽1米的隔梁。东北角1米×1米为关键柱。考古学家根据土质、土色和其他现象划分地层和遗迹单位,由早及晚,逐一揭露。同时注意平剖面相结合,这是区分平面层次的重要手段。因此,探方法在中国黄土堆积地区,发掘者通过观察平面和剖面极便于控制地层的变化。这也许是中国考古学界对探方法情有独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考古界中对田野地层是非常重视的,把其看作是编年学研究的基础。在发掘中我们也非常重视同一层位不同遗迹的关系,并将其理解为田野考古层位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常常在发掘中将在同一遗址相互打破或叠压的遗迹作为区别文化年代的典型单位,在采集各层次包含物时,也要求按发掘单位分层采集并标明出土单位。一般遗物的编号以探方的层次或遗迹为单位编排,重要的遗物除标明出土层位或遗迹单位外,还要标明在探方的坐标和深度。对于遗址出土的自然遗物,如动物骨骼、植物遗骸,也要做全面采集,因为它们是人们研究当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直观资料。重要的土壤也分层,有选择地进行采集,以便进行浮物选择法或花粉孢子分析之用。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记载极为丰富的国家。但田野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却是20世纪初叶的事情,而且可以说是受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影响的结果,中国早期从事考古活动的人员中,也主要是受西方人类学或考古学训练的学者,这里有早年留学美国的李济、梁思永、冯汉骥等以及留学英国的夏鼐、吴金鼎、曾昭等。当然,中国传统的以“正经补史”为目的的金石学也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特别是历史考古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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