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史领域假说性研究需谨慎,早期中西文明双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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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史领域假说性研究需谨慎,早期中西文明双向互动

访谈︱韩建业:早期中西文明双向互动,“西来说”站不住脚

   
近日,英国剑桥大学官网刊登了一则名为《研究人员称尼安德特人可能感染非洲智人携带的疾病》的报道,该报道称剑桥大学生物人类学系的夏洛特·胡德克罗夫特(Charlotte
J.
Houldcroft)等学者提出,走出非洲的智人携带的热带疾病或其他病原体导致了尼安德特人的灭绝。这个新观点的出现,给“尼安德特人灭绝原因”这一本已拥有诸多假说的问题又增添了一个解答角度。不过在此报道中,作者措辞谨慎,并没有提到此观点拥有绝对的证据,而是用“可能、也许”这样的字眼来表达研究的假说性质。那么,史前史研究领域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假说性研究?现有的各类具有假说性质的理论是否有学术价值呢?

11月6日,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宜宾市博物院主办,为期两个多月的“考古宜宾五千年——向家坝水电站文物抢救与保护成果展”,在宜宾市图书馆落下帷幕。

字“丝绸之路”是近年在学界、媒体等领域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历史上中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节点,西域(新疆)考古很早就成为中西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新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至今仍然相对滞后,还有些空白尚待填补。

  研究特点促使假说性研究出现

这一展览原计划10月22日闭幕,因参观人数太多而临时延期。10月下旬,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在京参加“第三届中国公共考古·首师论坛”,特意将其作为我省公共考古典型活动发言介绍,引起与会专家学者极大关注。而在本届论坛评选的公共考古系列奖项中,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虚拟考古体验馆、动漫影片《考古训练营》、卡通绘本《少儿考古入门》三个项目也荣获一等奖。

    在“丝绸之路”以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是如何交流的?新疆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新疆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又有怎样的表现?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韩建业教授。韩教授早年师从严文明先生研究中原考古,近年他又将研究触角从中原、北方深入到了新疆地区。他认为,在“丝绸之路”以前早就存在中西文化交流,虽然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更大一些,但总体是双向互动的交流过程,中国文化西来说是站不住脚的。

  在史前史领域,除了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以外,鲜有其他关于史前社会的文献记载。人们对史前社会的理解和判断往往成为一种重建或者构建的过程。一方面,史前考古的成果成为了史前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时间上的巨大间隔以及文献的缺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史前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往往会结合已有的考古材料和现有的社会现象提出各种假说,这些假说有的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理论,有些还仅仅停留在假说的状态。比如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多地连续演化说”(Multi-Regional
Evolution Hypothesis)和“晚近非洲起源说”(Recent African Origin
Hypothesis)已经先后成为揭示人类起源的主流理论。

考古本是专业、小众乃至枯燥的学术工作,公共考古则试图让它走近大众,揭开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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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各种新技术手段的出现和地质学、古气候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介入,史前史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走出非洲的智人携带的流行疾病导致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假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类研究的共同特点是研究视角新颖、一般不以传统的石器和地层沉积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大多采用高新技术手段、不少研究者并非历史学者或者考古学家,且研究团队和研究方法的跨学科背景明显。这些跨学科研究为史前史领域带来了不少新成果和新概念,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地质学教授保罗·S.
马丁(Paul S.
Martin)就第四纪巨型动物大规模灭绝事件提出的“过度猎杀假说”(The Overkill
Hypothesis),一度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类对于自然界及其他物种的巨大影响力。这类研究对于增进当前人们对于史前社会的认识大有裨益。

韩建业教授在德国慕尼黑天鹅堡山脚下

  此外,基于丰富理论和经验的假说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和罗伯特·布莱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等考古学先驱在提出农业起源假说时并没有太多考古材料的支持,但这些假说对于研究农业的起源依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普通人也能动手体验考古

澎湃新闻:您师从严文明先生,研究的关注点从中原史前考古到北方考古,而后又转向西北、新疆地区的考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假设不可过于随意

离普通人非常遥远的考古,如今正在以各种方式走向公众。在不少科研机构和博物馆,人们能通过各种方式体验考古之趣。

韩建业:我早年的研究与我在北京大学的求学经历相关。1989年我本科三年级时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实习,首次接触到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硕士研究生时做豫东南龙山时代考古,1992年参与主持驻马店杨庄等遗址的发掘,藉此提出龙山前后期之交豫南江汉的重大文化变迁可能是古史传说中“禹征三苗”事件的反映,并完成《王湾三期文化研究》一文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后来做北方地区研究是自1996年师从严文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受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田广金和郭素新老师邀请,严先生派我去内蒙古复核整理凉城岱海地区多年发掘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编写出版了《岱海考古》系列考古发掘报告,对内蒙古中南部以及整个北方地区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毕业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获全国百优博士论文提名,这在中国考古界还是首次。

  虽然史前史研究领域待解答的疑问瀚如烟海,虽然专业历史研究领域有时需要运用假设方法,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假设方法的运用一定要谨慎。史前史研究离不开考古材料等实证支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史前史领域的很多细节尚未可知。任何人类化石和考古材料的发现都会增加新的知识与认识,将人类演化的早期历史构筑得更加清楚完整。”有学者表示,在史前史的许多分支领域,基础材料尚且不充分,在此情况下开展的部分假说性研究及其结论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前文提到的尼安德特人因感染非洲热带流行疾病而灭绝的假说,虽然谈不上谬误,但是理由并不充分。剑桥大学的报道中显示,这一假说的考古材料建立在对古代人类骨骼的基因研究基础上,“有证据表明非洲智人从非洲其他人科动物身上感染过病毒,也有证据表明非洲智人曾经与尼安德特人混血,并且与其有过与疾病有关的基因交流。所以,假定非洲智人可能将疾病传给尼安德特人也是说得通的”。可见,虽然这一假说从逻辑上并无漏洞,但是尚且缺乏对尼安德特人从非洲智人身上感染疾病的直观证据,将流行疾病定为其灭绝原因还缺乏更多的实证支持。因此,此假说采用的科学原理虽无不妥,但是其掌握的事实材料并不充分,尚需学者们进一步实证研究。因此,史前史研究中的假设不可过于随意,丰富的假说固然对学术发展有益,但是它们必须以较为充分的实证为基础,这样才可具备长久的学术价值。

“你挖到了文物!这是新石器时代的石刀。进入新石器时代,除了打制石器外,人们开始普遍使用磨制石器……”11月7日,趁着周末,8岁的廖欣宇跟着父母到雅安博物馆参观,立马就被几台触摸屏上生动的互动游戏吸引。“考古寻宝”、“文物拼图”、“知识问答”……雅安博物馆馆长李炳中透露,这几台观众参与互动模拟平台,是雅安博物馆灾后重建工程中增添的设备。今年1月博物馆重新向公众开放后,立即吸引了许多观众尤其是小朋友们动手参与。“考古寻宝”的界面是一片考古工地,上面整齐地划出50个探方,点击探方便有机会“挖出”精美的文物。尤其有趣的是,参与者还可能挖出手提灯、易拉罐等物品,并收到“盗挖文物是违法犯罪行为”、“考古发掘尽量不破坏野生环境”等提醒。“一边玩游戏,一边就吸收了很多考古和文物知识。”廖欣宇的父亲赞道。

2000年的时候,严文明先生推荐我参加了中国工程院的一个国家重大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我是在刘东生院士主持的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演变课题组里。参加这个课题虽然收获大,但做得匆忙,感觉对西北地区人地关系的梳理还不够深入,于是2004年我就申请了国家社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做这个题目,先要把文化发展脉络梳理清楚,但当做到新疆那边我就看不太清楚了,于是我就先对已经发表的新疆史前考古材料全面梳理,向社科院考古所的陈戈老师请教,并于当年暑期在新疆进行了为期二十多天的调查,研究成果发表在2005年的《新疆文物》上。由于《新疆文物》是内部刊物,严文明先生建议将这篇论文修改成书,于是就有了《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这本书被严先生称为“第一部研究汉代以前新疆历史的考古学著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位于成都市人民南路、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建设运行的“虚拟考古体验馆”,每天也会迎来不少热情的观众。虚拟考古体验馆总面积约280平方米,包括文物医院、考古影像、探秘安丙墓3D实景再现、考古奇兵游戏等内容。墙面上用非常卡通的图案,描绘了考古工作的基本流程、考古工作的不同类型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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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还设有钻木取火和石镰打火两个区域,方便观众感受古人的生活。体验钻木取火时,屏幕上出现古人准备取火烤肉的场景,用手使劲搓木棍,屏幕中的木头便开始冒烟,最后生起一堆火。

韩建业著《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

据了解,近年来,考古、文博机构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分享考古成果的场所和活动越来越多。省内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还开展了“小小考古学家”等活动,拉近公众与考古的距离。

澎湃新闻:您认为边疆地区考古与中原有何不同?是否有共通之处?

韩建业:中国地理环境相对独立,而又广大多样,这造成中国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特点,或者有中心的多元一体。严文明先生将史前中国文化格局形象地比喻成一朵盛开的重瓣花。我在《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中对这一特点进行了细致解读。边疆考古与中原考古的异同,正如同重瓣花中花心与花瓣的区别,大同小异,有主有次,构成整体。具体到西域新疆与中原考古的不同,至少有这样几点:

让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一是新疆为欧亚大陆三大文化圈交汇之地,而中原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按照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异同,可以将欧亚大陆史前时期大致分为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原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以西亚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圈,和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圈,新疆恰好处于三大文化圈交汇之地,不同文化、不同血缘的人群在这里碰撞融合,使得新疆的考古学文化复杂多变,充满戏剧性,历来都受世界考古界密切关注。世界眼光,开放协作,国家意识,是做好新疆考古的前提。

公共考古概念引入国内仅20年左右,它需要普及考古知识,引导公众科学地认识考古工作,最终建立起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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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授课、社区宣传、博物馆展示……这些都是‘公共考古’的形式”,高大伦表示,“以简单易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普及考古知识,有利于增进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发挥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中的积极作用,实现考古的科学化和大众化。”

欧亚非大陆早期三大文化圈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共考古中心主任刘志岩介绍,1972年伦敦塞米纳出版社出版了《公共考古学》一书,正式提出“公共考古”的概念,引入国内则是上世纪90年代。不过,公共考古的实践远早于理论的提出。“民国时期主持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李济,就出版过一些考古学通俗读物。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等在宜宾李庄举办科普展览,展品包括殷墟甲骨、商周青铜器、龙山黑陶等国宝级文物,让民众近距离感受古老的中华文明。”

二是新疆大部地区气候干燥,为有机质长久保存提供了条件,考古遗存埋藏状况不同于中原。比如著名的小河墓地,4000年前的棺木、干尸、衣物、皮毛、草木、粮食等鲜亮如新,为我们复原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了极为细致难得的物质资料。如果是在中原地区,这样绝大多数都为有机质物品、没有一件陶器随葬的墓地,或许就只剩几块人骨能够保存下来,绝大部分信息都会荡然无存。所以新疆考古的成果,会对中原等地的考古学解释提供重要启示。

在刘志岩看来,一门学科的发展必须有社会基础,否则容易走进死胡同甚至歧路。近年来,《盗墓笔记》《鬼吹灯》等盗墓小说风行,有相当多的“粉丝”推崇“盗墓”,这让考古界人士深感忧虑,认为症结在于公众对考古的陌生。“公共考古的目的,就是促进考古知识的普及,吸引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三是新疆考古工作相对滞后于中原,研究潜力巨大。新疆考古开始的时期并不晚,但地域广大,环境艰苦,考古人员相对很少,考古发现还存在不少空白,考古研究也远滞后于中原等地。比如中亚和中国甘青地区距今5500年以来在彩陶、符号等方面有某些共性,可能存在交流,驯化的绵羊、黄牛、小麦等可能也是通过中亚传播到中国,可必由之路新疆南部地区却缺少相关发现。但另一方面,新疆在欧亚大陆三大文化圈交流、中西文明起源发展、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一带一路”等方面的研究中,又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相信新疆考古会在近些年形成研究热潮。

“考古是象牙塔里的学问,我们大量的考古成果是通过博物馆输送到社会上,也有少量读物向社会传播。但是就考古学取得的成果来说,这些只是微乎其微的部分。怎么样把发掘、研究的东西,通过合适的方式、途径和全社会共享?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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