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南丝路起点勘行记

本报综合外媒报道,南丝路起点勘行记

       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近日,美国《考古》杂志官网对英国莱斯特大学最新发掘项目进行的报道显示,这次发掘对大不列颠岛上首次出土的完整维京船只进行了研究,出土文物证明,在10世纪时,北欧与爱尔兰、苏格兰在居民与文化方面有着较深刻的联系和较密切的互动。  这艘维京船只于2011年由莱斯特大学等科研单位研究人员在苏格兰西海岸斯沃德勒湾发现。经考证,该船是维京人的一座墓葬。根据出土的战斧、剑、盾等文物外形规格和数量来看,墓葬主人应是地位比较高的维京武士。此外,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与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烹饪、手工、农耕等有关的文物,这些文物一部分体现了北欧风格,另一部分则体现了苏格兰和爱尔兰风格。学者推断,该船只的年代应在10世纪左右。此外,同位素分析法对墓主人牙齿的分析结果表明他是在北欧长大成人的。
  项目首席研究员、莱斯特大学考古学副教授奥利弗·哈里斯(Oliver
Harris)表示,这些出土文物足以说明当时斯堪的纳维亚和爱尔兰之间有着某种关联。研究报告显示,这些出土文物及当时人们制作和使用过程可以证明,它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当时多个地方不同人群交流与互动的结果。
  (闫勇/编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你家大门朝哪儿开?成都路网为何不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走向?19日下午,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做客四川省图书馆,讲解考古复原的中国古代方位系统。

  
 南方丝绸之路,也称蜀身毒道,是一条起于现四川成都,经云南,到达印度的通商孔道。其总长有大约2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的西汉时期就已开发。它以四川成都为起点,经雅安、芦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与西北“丝绸之路”一样,“南方丝路”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王仁湘长期从事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先后担任四川、西藏、云南、甘肃青海考古队队长,讲座之中,他结合自己丰富的考古经验与历史研究,给观众科普古代的方位系统。他先讲述了中国早期的两大方位系统——四正与四维的基本概念。在古蜀文化中就存在一个特别的方位体系,城邑、居址、墓葬乃至祭祀场所,都统纳在这个方位系统中。例如金沙遗址进门处的9个地洞,成都北郊羊子山土台遗址,都处于一个斜向方位系统,并不同于中原主体正向方位系统。

  发现南丝路

他展示了一张四川盆地在卫星云图上的照片,四川盆地并不是大众想象的圆形,而近似于有一定倾斜的长方形,并且古蜀遗迹方位的倾斜与此相吻合。古蜀人肯定没见过这张卫星云图,为何会出现这样惊人的吻合呢?王仁湘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论定,中国古代存在两个方位系统,一是以正、面(中轴)定向,二是以维、隅(对角)定向,可分别称为第一和第二方位系统。不同方位系统的形成,可能与天文、地理相关,两个方位系统有时还会互相融会,都有古今传承的脉络可寻。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彰名是以汉代外交家、探险家张骞凿空、出使西域为标志的。

他还结合巴蜀古都的特点,讲述了巴蜀从古至今的城市布局变化与发展。古蜀的方位系统更强调建筑“角”的朝向,这个角古称“维”。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古蜀特别的方位系统,并没有因为古蜀的消亡而消亡,今日成都街区道路系统图,依然还能看到明显的古蜀方位系统的影响,成都的中轴线是斜行的,走向是由东北向西南,接近45度。

  张骞是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从长安出发的,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历十三年。

提及方位,很多人都会将其与风水产生联想。古人崇尚墓葬定向十大原则,如向日出方向、向日落方向、向高山方向、向水流方向、同文化同一主向等,这些所谓的“风水”理论其实可以在祖先崇拜的方位系统中找到答案。

  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是为皇帝分忧,期盼联络远在西域的大月氏等族国,对劲敌匈奴形成前后夹击的有利态势,借此稳定和扩大帝国版图。为着这个目的而西行却并未实现初衷的张骞,却阴差阳错地收获了一个“大馅饼”:成为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和筑路人。

年逾六旬的王仁湘长期致力于考古的大众普及,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上开课说考古。近来年,每逢重大考古发现,总有一些“考古就是盗墓”的观点喧嚣不休。记者问及这一现象,王仁湘表示不想参与讨论,他和持有这些观点的人没有谈话的基础。考古是什么?他有个精妙的比方——考古就是为先人“招魂”。“先人故去了,你发现了一座座废墟,一具具白骨,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考古就是想让他们还魂,你就要研究解释,之后去安现代人的灵魂。”(来源:华西都市报)

  按照张骞和朝廷当时的识见,这条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于一身,被后世命名为丝绸之路的跨境道路,是中原连通世界、走向世界的处女作。

  但是,从长安出发的张骞团队,在呼啸的北风、漫卷的黄沙、不绝的驼铃中,一路经陇西,翻帕米尔高原,过大宛、康居、大月氏,行程达“万二千里”后,于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却见到了产自四川的邛杖、蜀布。

  张骞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张骞西行不仅为汉武帝带回了汗血马、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地毯等,还带回了他在大夏国的见闻。汉武帝这才知道,早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前,他的帝国所属的蜀地成都,就有一条隐秘的商道通达身毒(今印度),曰“蜀身毒道”,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就是说,张骞开通的那条丝路其实只是北方丝绸之路。

  构成商脉的若干要件中,商路是其中最具象、最有形的一种。中国最古老、最重要、最悠长的商路是“丝绸之路”。商路又有陆路与水路之分,譬如我国三条“丝绸之路”中,“北方丝路”和“南方丝路”属陆路,“海上丝路”属水路。

  那是公元前128年的一天。在大夏国的集市上,张骞饶有兴味地与商家聊起了天。得知滇越国(今云南大理一带)常有蜀商在那里做生意,滇越又与身毒相去不远,而身毒的商品是能远销大夏的。

  忧国忧民、忧君之忧,同时又急于出奇招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张骞,一回到长安就疾疾向宫廷奔去,大汉的风在他扑满域外沙尘的衣冠上打旋。关于张骞向汉武帝的报告,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正是司马迁对张骞沿路考察汇报材料的记录,才使得蜀地有通往国外交通线的消息在一份古代文献中透露了出来,也才使得汉武帝有了改变国家战略的依据。在此之前,中原的君臣们、先知们压根儿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叫身毒的国家,且这个国家还是自己西南方的邻国。

  能与域外同类产生关联,达成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共识与通道,对于汉朝和汉朝以外的族国来说,太重要了。汉武帝深知这一点。现在,他又从忠臣、能员张骞的奏本与言谈中知道了一宗事实,那就是,为着这个愿景,如果从长安出发西去的话,会遇到来自羌人和匈奴的阻截与危险,如果从成都出发南下的话,则是到身毒的最佳捷径,且又不经由铁马嘶鸣的匈奴地盘。

  吃了一惊随即大喜过望的汉武帝立马决定让建议者自己去实现、坐实自己提出的建议。从理论到实际,从激情到忠诚,这位手下似乎都具有再攀新高、再创千古佳绩的实力与必然。这样,出使西域回到长安不到三年的张骞又接过了去开通“蜀身毒道”的令牌。一骑驿使,将张骞从与卫青一道抗击匈奴的战场上召回了长安。

  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有个伟大的领袖,一定有几个出色的人物。这是时间对一个需要嘉奖的国家的标配。

  张骞出长安城门,乘车换马,经剑阁道,来到了南丝路始端源地成都。但这位冒险家并没有在花团锦簇、舒适安逸的成都城安营扎寨,而是沿畅通无阻的“蜀身毒道”首段继续向南挺进,直到把他的指挥中枢设在了紧靠前线“西南夷”的长江边上的犍为郡。这一年,是公元前122年。

  张骞一番考察和谋划后,派出四支探路兼外交队伍,分别从成都和宜宾出发,计划从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四个方位向身毒进发。四路使者也是“蛮拼的”,跟着商队,磕磕绊绊,一路交涉一路前行,哪知各行才一二千里,就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滇越少数民族地区。交涉无果,不能继续前进,望着商队过关南去的背影,又得知匈奴来犯长安,只好叹一口气,掉转马头原路折返。

  其实,张骞的团队能沿民间商队踩出的“蜀身毒道”走那么远——都到了夜郎和滇国了——还得益于汉武帝指派的先行者唐蒙和司马相如对“西南夷”的开发。当然,那时的汉武帝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对西南片区的维稳行为和开疆拓土雄心,竟与一去杳无音讯的张骞后来带回的建议不谋而合。

  公元前135年,也就是张骞西出长安四年后,一位叫唐蒙的人浮现了出来。时在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做边地宣传工作的县令唐蒙,因吃到了独产于蜀郡的“枸酱”而灵敏地嗅到了一条商道的消息。于是他毛遂自荐出使“西南夷”,打通夜郎道。汉武帝遂了他的心愿,同意了他的上书请求。经过五年的努力,唐蒙建立了出使夜郎、设置犍为郡、开辟夜郎道与僰道、联合夜郎开征南越的格局与功勋。但是,这一格局与功勋,在安抚的同时,毕竟是动用了血腥武力来达到的——他甚至还斩杀过部落的大首领。

  这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骚乱和喋血反抗,也让同朝做官的蜀人司马相如看不下去,略施辩才,发了议论。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同意了司马相如的请求,令他接替唐蒙,全面主持宾服“西南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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